1971年10月25日晚，聯合國大會的掌聲還在紐約上空迴盪，喬冠華端著酒杯，對同事半玩笑地說：“咱們的發言稿，夠不夠氣派？”那一刻，他意氣風發，距離後來那張“有些勉強”的笑容，正好隔著十二年。把時間調回1983年盛夏，北京東城區那座灰瓦四合院裡，喬冠華和章含之並肩站在葡萄架下，攝影師按下快門；鏡頭里，他努力揚起嘴角，眼神卻透出疲憊，章含之心裡咯噔一下——丈夫的病已進入晚期，她讀得出。
這一對“外交圈佳話”結緣於1973年。四十六歲的喬冠華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被稱為“開口就是金句”的談判高手；三十二歲的包含章節則負責毛主席身邊的外事翻譯，英語底子紮實，舉止落落大方。毛澤東聽說兩人要結婚時，笑著揮手：“好哇！佳偶天成。”那張帶著紅色印章的賀卡，章含之一直鎖在抽屜裡。
然而好景並不長。 1974年之後的政治風浪把眾多外交官捲入調查，喬冠華也被“隔離審查”。在清冷的院子裡寫檢查，是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寫累了，他便放上一盤肖邦。章含之說話向來直接：“你要是音樂家，肯定大有作為，可你偏偏做政治。”喬冠華合上筆記本，沖她擠眉弄眼：“別裝清高，你聽歌比我還痴迷。”一句玩笑，折射了他們共同的無奈。
三年隔離期，夫妻只能靠偶爾遞送的紙條互通平安。 1979年春，喬冠華突然被批准回家養病，理由很簡單——確診胃癌，已擴散。鄧小平與王震商量後，決定讓他回到親人身邊。章含之趕到醫院，看見他瘦得幾乎脫形，第一句話沒說出口就紅了眼。喬冠華輕聲調侃：“別哭，外交官的眼淚太貴。”
為了轉移丈夫的注意力，章含之提議把庭院重新粉飾。花匠忙了整整一周，新栽的月季散著淡香。喬冠華拄著拐杖走出屋門，摸著牆角的藤蔓，似乎又回到當年在日內瓦會議上談笑風生的狀態。 “喬大使，你可得配合治療。”章含之半命令式的語氣，讓他忍不住哈哈一笑。笑聲很短，因為隨之而來的劇痛讓他彎下腰。
同年秋天，清華大學籌備校慶，邀請他題詞。喬冠華躺在病榻上，用顫抖的手寫下：“馬克思主義伴我五十年，生死不能移其志。”那張薄薄的信紙如今仍收藏在校史館——字跡歪斜，卻力透紙背。
1983年9月21日，中秋。病房的窗台擺著兩塊桂花月餅，章含之把小勺送到喬冠華嘴邊。他費力咀嚼，眼中浮起晶瑩的淚。 “你剛才說什麼？”章含之俯身去聽，沒聽清。稍後，她在日記裡寫道：大概是“這十年苦了你”，因為他的目光太溫和，像在道歉。夜深，病房走廊的燈影斑駁，難聞的消毒水味讓人喘不上氣，她卻捨不得離開半步。
翌年春天，喬冠華靜靜走了。訃告刊登在4月23日的《人民日報》，文章行數不多，卻寫明他66歲的人生節點。從戰地記者到外交副部長，再到被病痛困住、以詩文自慰，一筆帶過，無法呈現他性格里的鋒利與浪漫。
李灝建議把骨灰安葬在太湖邊，章含之點頭。太湖初冬的水面薄霧繚繞，風吹過蘆葦，沙沙作響。 1985年11月，墓碑落成，白色石板簡潔，只刻“喬冠華之墓”五字。旁邊空出一孔，章含之說：“留給我，省得將來折騰。”參加安葬儀式的人，有曾在聯合國大廳里為喬冠華遞過文件的翻譯，也有在日內瓦陪他徹夜排版的新聞官。老同事陳述完悼詞，深深鞠躬，皺紋裡盡是悲慟。
人群散去，章含之獨自站在岸邊。水面沒有波瀾，偶爾有船櫓聲劃開漣漪，又很快歸於平靜。喪服下那雙手因為長期看護而細皮皸裂，她緩緩合掌，輕聲道：“老喬，你在那邊別再為外交稿子熬夜了。”隨即轉身上車，黑色車窗迅速把她的身影吞沒。
喬冠華去世三十七年後，聯合國大會資料室裡仍保存著他1971年那份著名的講話手稿。翻開第一頁，同事當年用紅鉛筆寫下的批註依舊清晰：“文氣十足，又有殺氣。”從巔峰到病榻，從掌聲到月餅，他的微笑由張揚變得克制，最後停留在1983年那張似真似假的合影裡。照片被裱在木框裡，放在章含之書房的架子上，玻璃偶有灰塵，卻從未蒙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