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明代仇英《江南春》，6800元從南京博物院“賣”出，如今估價8800萬準備拍賣，中間隔的不是時間，而是一紙“贗品”鑑定。
當龐家後人龐叔令，在預展現場認出這幅祖輩無償捐贈的國寶時，整個文博圈炸了。
更令人脊背發涼的是，操刀這段“真品變贗品、國寶變商品”操作的，正是時任南博院長徐湖平。
12月23日中午，82歲的徐湖平與妻子，被帶離南京玄武區，那棟490平米的民國別墅。
鄰居說，前一晚他家燈亮了一整夜，“像在收拾什麼”。而就在幾天前，他還對外堅稱：“這事與我無關。”
可事實，早已層層剝開。
徐湖平高中畢業，退伍軍人，無任何文博專業背景，卻主政中國頂級博物館近二十年。
更關鍵的是，他是“紅二代”，父親徐志明是參加過“平江起義”的老紅軍，母親曾任三甲醫院院長。
1973年，他調入南博從總務做起，12年後破格提拔為副院長，1985年直接躍升正處，跳過所有常規晉升台階。
權力集中得驚人：他同時擔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和江蘇省文物總店法人代表，一邊審批文物調撥，一邊經營文物銷售。這種“既當裁判又當球員”的角色重疊，為利益輸送埋下天然通道。
而他的子女，恰好卡在鏈條兩端：
兒子徐湘江深耕拍賣行，活躍於長三角收藏圈；女兒徐鶯研究“龐萊臣虛齋收藏體系”，甚至一度自稱“龐氏後人”，後被龐家通過法律闢謠。
一家三口，父親掌鑑定權，兒子控銷售渠道，女兒“研究”捐贈家族，若純屬巧合，未免太過戲劇；若有貓膩，則堪稱精密佈局。
核心證據早已浮出水面：
2001年，南博以6800元將《江南春》售出，買家欄只寫“顧客”；1997年文物調撥單，“批准人”赫然是徐湖平簽名；
退休職工郭禮典實名舉報多年，指其操作“真品定贗、低價轉售、拍賣洗白”流水線；更有42名職工早在2008年聯名舉報，卻石沉大海。
而所謂“贗品”鑑定，漏洞百出：參與專家名單模糊，資質存疑；1986年謝稚柳等大家到訪南博時，此畫竟未被拿出供鑑，若真是贗品，何必藏匿？
如今，國家文物局聯合多部門成立專項調查組，紀委監委、公安同步介入。這不是普通內部核查，而是刑事級別的徹查。
但公眾的憤怒，不止於一幅畫。
網友紛紛追問：“我們去博物館看到的，是不是很多都是贗品？”
這話聽著刺耳，卻折射出深層信任危機，當守護國寶的機構，可能成為流失源頭，誰還能安心相信展櫃裡的“真跡”？
當然，我們不能因個案否定整個文博系統。
南博確實在徐湖平任內完成擴建、提升展覽水平，他也曾獲國家津貼、受高校聘任。個人奮鬥值得尊重，但制度漏洞更需警惕。
問題不在他有沒有能力，而在權力是否被關進籠子。
一個人同時掌控鑑定、調撥、銷售全鏈條，缺乏第三方監督，再清廉的人也難抵誘惑，更何況利益盤根錯節。
更令人憂心的，是舉報機制的失效。
郭禮典冒死發聲幾十年，卻被邊緣化，如今又接到大量恐嚇電話；42人聯名信如泥牛入海。若非《江南春》天價曝光引發輿論海嘯，這場黑幕或許仍在沉睡。
文物保護，從來不只是技術活，更是良心活。
每一件文物，都是民族記憶的載體。它們不該淪為某些人“資產增值”的工具，更不該在製度縫隙中悄然流失。
徐湖平案，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權力缺乏制衡的危險，人心貪婪的醜陋，還照出了普通人守護文明火種的堅持，龐叔令奔走維權，郭禮典冒死舉報，媒體頂壓追踪……
正是這些微光，撐住了文化的底線。
如今，調查正在進行。我們不做有罪推定，但必須追問：那137件龐氏舊藏，還有多少流落在外？那些被“鑑定為贗品”的國寶，能否重回國家懷抱？文博系統的監督機制，何時才能真正閉環？
答案，不僅關乎正義，更關乎未來。因為如果連博物館都不再安全，我們的歷史，還能安放於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