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柏拉圖說過一句特別經典的話：
“多數人的痛苦，往往來自少數人的輕率決策。”
放到許多公共工程上，很精準！
部門越多，越沒人協調，伸手的人一堆，真正負責的人一個都沒有。
等出了事，你去問誰該管，得到的永遠是最統一的答复——“不歸我管。”
昨天，刷到這樣一則新聞：
兩年裡被圍擋住三次，每次動輒大半年。
房租一年幾十萬，就這麼眼睜睜被圍擋吃掉，收入銳減，顧客繞路，店面成廢墟背景板。
一條路的命運已經變成一鍋粥，在回應中我們看到：
挖路的人不知道為什麼挖，圍擋的人不知道要圍多久，管理的人不知道誰在施工。
受影響的商戶和居民，只能在鋼板、積水、灰塵、噪音之間耗掉生命裡實打實的金錢、生活！
而所有環節，神奇地統一口徑：不歸我管。
如果真只是修路，其實沒什麼好說的。
任何城市都要修路，更新、整改、建設，誰不希望住在更乾淨、更現代的地方呢？
問題在於——怎麼修？誰來修？為什麼修？修多久？誰為代價負責？一年修幾次？
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胖胖身邊也不是沒出現類似的情況。
我有個同學，每年過年回家，他都提到，他們家那條路，一年兩次開挖，前腳剛打掉，沒多久又重新鋪。
每次挖開，還要對整條路上的戶主收五千塊錢。
按理說，掏一次也就算了，可一年兩次，年年如此。
當然，這只是胖胖身邊的一件小見聞。
可正因為如此，胖胖才知道新聞裡的荒誕絕不是孤例，而是一種常態。
每一條路都可能突然封死，每一個出口都可能被圍擋；每一次改變都不需要你知情，更不需要你理解。
你唯一能做的，是接受。
接受它突然發生，也接受它永遠說不清。
這些問題，一旦牽涉到部門、流程、單位、承包、協調、審批、施工……
結果往往是：沒有答案。
或者答案永遠在下一次會議、下一次反饋、下一次溝通裡。
現實中的人，卻在這一層又一層的等待裡，被現實慢慢耗空。
新聞中，商戶一年幾十萬房租，大半年都被圍擋擋死，生意斷崖式下跌。
但只要事情落到公共工程四個字上，個體就自動被放進這套巨大的縫隙裡，這合理嗎？
接縫形狀為除塵、噪音、斷開、封閉、下降工作、工作、協調短缺。
縫隙的形狀也是沉默，那個反復出現的詞：“不歸我管。”
這四個字很輕，可壓過來的現實卻很重。
兩年修三次，像胖胖上面所述，並不少見。
有修路，挖，挖，修，光纜剛剛埋好改道，雨污分離剛剛做好，光纖剛剛鋪設，還得整體更新。
你會看到一種奇異的循環：
今天的施工是為了糾正昨天的施工，明天的施工是為了替代今天的施工。
而所有施工隊都有許可證、都有流程、都有安排、都有理由、都有文件、都有通知。
這看起來都很“對”，這個“對”，是打引號的！
現實是誰造成的？沒人回答。
因為，不歸我管。
而任何問題，只要推到多部門、多流程、多環節、多職責，就自動失去主體。
主體消失後，責任自然也消失，責任消失後，代價就只能落到老百姓頭上。
商戶的成本，沒人算。居民的出行，不重要。圍擋的時長，不透明。工程的問題，不歸屬。反复施工的邏輯，不解釋。甚至圍擋本身是否合理，都無從追問。
每一個個體的苦惱、停工期的房租、顧客的流失……
都被歸到那句萬能的、不需要承擔後果的八個字裡：
“工程需要”“上面安排”。
這幾個字比任何鋼板都硬，比任何圍擋都高。
這些問題其實並不是技術問題，也不是成本問題，而是結構問題。
結構本身就是多頭。
誰都能伸進來，但誰也不能拍板。
誰都能推動開工，但沒人能保證收尾。
誰都能立項，但沒人能解釋反复。
誰都在執行，但沒人負責協調。
誰都能“安排”，但沒人承擔後果。
一個公共工程就像被拆成七八塊的拼圖，被交到七八雙不相干的手裡。
每隻手都在動，卻沒有一隻手需要對最終圖案負責。
最終呈現出來的，就是你現在看到的樣子：
坑是一個部門挖的，圍擋是另一個部門設的，管線是第三個部門換的，協調是第四個部門“負責”的，現場是第五個部門管理的，但當商戶生意被毀、居民怨聲四起時，這些部門的口徑會極其整齊：
這不歸我管。
在這樣的邏輯裡，公共工程就變成了一種最典型的“無主之地”。
無主之地就是：誰都能來，誰都能走，誰都能插手，誰都能脫身。
而生活在無主之地的人，是沒有選擇的。
你無法決定施工時間、無法決定圍擋範圍、無法決定封哪一頭、無法決定挖到什麼時候結束。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讓它開始，等它停止，等它換隊，等它發揮作用，等它發揮作用，等它封印，等它再次挖走。
你沒有選擇權，卻要承擔全部後果。
這樣的輕率，不僅是決策前的倉促，更多是決策後的不負責。
我最能理解的，是那位商戶的無力。
房租一年幾十萬，這不是冷冰冰的數字，這是實打實的壓力。
每天開門，看到的不是顧客，而是一片圍擋。
顧客要繞路，外賣進不來，車子停不了，灰塵撲面，施工聲轟鳴。
一個月，兩個月，半年……別人看到的是圍擋，經營者看到的是：每一天都是錢從口袋裡往外流。
可這樣的苦楚，不會被工程記錄。
不會寫進施工報告，也不會出現在協調會議紀要裡。
它只會默默地壓在一個人的肩上。
而當事人好不容易忍不住發聲，得到的卻是：
“我們也有疑問”“我們不知道”“我們只負責上報”。
這種答复，不是答复，是二次傷害。
它告訴你，你的苦難連被定義的資格都沒有。
修路如果沒有什麼利益糾葛，本身不是大事，甚至是好事。
問題在於缺乏整體統籌、缺乏統一協調、缺乏責任歸屬、缺乏信息透明、缺乏時間管理。
這一缺，加上一缺，就是百姓的麻煩。
可能在許多地方，公共工程並不是由需求推動，而是由流程推動，責任並不是由結果確認，而是由文書決定，協調不是為避免混亂，而是為了完成形式。
如此這般，“亂”成了必然，“反复”成了常態，“推諉”成了邏輯。
最終無非就是人們習慣了路都是這樣修的，生活都是這樣被拆開的，麻煩都是這樣來的。
習慣這種荒誕，比荒誕本身更悲哀。
我寫這些，我只是希望能提醒一句某些屍位素餐者：
公共事務不是上面安排四個字，而是實實在在的人間生計。
每一條路的圍擋背後，都是無數次繞行，是滿身灰塵，是商戶孤零零等客，是家長推著嬰兒車在坑洼間躲閃，是老人小心翼翼地跨過臨時橋板，是你我每天在突如其來的封路前的無奈。
如果公共工程能夠把協調當成工程的一部分，把透明當成基本義務，把時間管理當成責任，而不是可有可無的口號，那麼老百姓就會好過一點。
絕大多數人都願意配合城市建設，這是實話。
但怕就怕，你費了所有代價，卻看不見一個個具體的人。
公共工程不是不能出問題，但不能出了問題，卻沒人在場。
修路不可能不會影響生活，但影響生活，卻沒有補償和說明，就很不合理！
圍擋不是不能設，但不能設了以後，就連“誰設的”都說不清。
越是簡單的事，越不能推脫！
一條路能否修得明白，就是這座城市治理水平的最低線。
治理不是在考驗工程本身，是在考驗責任是否清晰、協調是否到位、代價是否被看見、百姓生計是否被當成計劃中的一部分，他們的肉痛、他們的壓力、他們的損失、他們的困境，不能永遠被四個字擋回去：
“不歸我管。”
這四個字，每說一次，都在把一個人的信任掏空一點。
道路可以修復，地板可以平整，圍牆可以拆除。
但一個人被忽視的聲息、被耗掉的耐心、被拖垮的生計，不是靠一層新瀝青就能重新鋪起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