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霜降剛過，趙青明降生在北方山村的土坯房裡。窗欞糊着發黃的舊報紙，擋不住穿堂風，母親抱着他的手總在無意識地輕晃——村裡人都知道，這女人腦子不太靈光。父親坐在門檻上抽旱煙，煙鍋火星一明一暗，咳嗽聲像破舊的風箱，剛落下又扯着嗓子起來。
趙青明的童年是跟着炊煙長大的。天不亮就去井台挑水，鐵桶碰撞聲在晨霧裡格外清脆，回來要給父親煎藥，還要哄着母親別亂走。放學路上挖蔬菜當晚飯，課本邊角磨得卷了邊，終究還是沒能考上高中。16歲那年，他背着打滿補丁的藍布包袱，揣着父親湊的兩百塊錢，擠上了去省會的火車。車廂里人員混雜，氣味難聞，他回頭望，家鄉矮房的煙囪正冒着細弱的煙，像根快斷的線。
省會的工地比想象中更難熬。夏天水泥地燙得能烙熟雞蛋，他光着膀子扛鋼筋，汗珠子砸在地上瞬間蒸發；冬天手腳凍得麻木，握不住鉗刀，麻木的在城市的樓頂扎鋼筋。工棚里幾十個人擠高低床，夜裡此起彼伏的呼嚕聲里，他總想起家裡的炕頭。20歲那年，媒人捎來消息，臨村有個姑娘願意嫁，對方爹媽早逝，比他家還窮。他借了路費回去，見面時姑娘低着頭，靦腆不語，他沒問名字，只點了點頭。
婚禮就是兩家人湊了幾桌，鄰裡間幫忙炒了幾個菜，擀上幾盆麵條。婚後姑娘還算勤快，把出租屋的水泥地擦得發白。兒子出生那天，趙青明在工地扛了十二車磚，買了只雞燉湯，看着襁褓里皺巴巴的小臉，他第一次覺得日子有了盼頭。可工地上的活時斷時續，老闆拖欠工資是常事，他干一干歇一歇，家裡的日子始終攥在溫飽線上。姑娘開始抱怨，從柴米油鹽到別人家的新衣裳，話越來越尖，最後連架都懶得吵，成了同住一屋的陌生人。
有天趙青明從停工的工地回來，出租屋的門虛掩着。鍋里的玉米粥涼透了，兒子坐在地上哭，床頭的包袱沒了蹤影，只留下一張揉皺的紙條，上面歪歪扭扭寫着“我走了”。他抱著兒子哄，自己的眼淚卻先掉下來，砸在孩子布滿淚痕的臉上。
秋風從窗戶縫鑽進來，吹起桌上的紙條。趙青明摸出藏在枕頭下的錢袋，裡面只有幾張零票。他看著兒子抓着自己磨出厚繭的手，突然想起當年離開家時，父親塞給他的那兩百塊錢，也是這樣帶着體溫。煙鍋“吧嗒”聲彷彿在耳邊響起，他深吸一口氣，把兒子抱得更緊了些。窗外的工地燈火通明，明天得去別處找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