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這個夏天，在北京中南海裡，燈光常常亮到深夜。工作人員端著一疊文件進出，有人小聲嘀咕：「主席這眼睛，要是再這麼拖下去，可不是個事兒。」語氣裡，既是擔憂，也是無奈。毛主席已經八十多歲，身體每況愈下，可工作節奏幾乎沒有停過，尤其是看文件、聽報告這一塊，誰也不敢怠慢。
有趣的是，在很多人印象裡，晚年的毛主席依舊是那個氣度恢宏的革命領袖，但真正接觸過的人都清楚，那幾年，他在和時間賽跑，也在和病痛周旋。白內障、咳嗽、睡眠差，一樣樣疊加上來，卻都被他壓在心底。外人看到的是極度克制，身邊人感受到的，是一點點透出的疲憊。
時間往前推回去幾年的節點，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1971年起，毛主席的身體狀況就明顯不如以前了。雖然神誌依舊敏銳，思緒也非常清晰，但體力已經明顯下降，夜裡咳嗽越來越頻繁，睡眠時間斷斷續續。 1972年1月，陳毅元帥病逝，這件事對他打擊很大。他冒著寒風去參加追思會，回來以後，情緒低落，病情也跟著加重。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和休養，身體才稍微穩住。
到了1973年，毛主席已年近八十，他的視力問題開始凸顯。看書吃力，看文件費勁，報紙也得拿得很近才行。身邊工作人員看在眼裡，急在心上，紛紛建議他趕快做白內障手術。但令人頭痛的是，他本人一再搖頭，更願意靠藥物和休息來撐著。這種堅持，說是固執也好，說是顧全大局也好，都和他的性格密切相關。
一、「神秘病人」的會診
1974年深冬的一個夜晚裡，北京的冷風裹著雪意。眼科專家唐由之剛準備休息，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刻趕往解放軍305醫院參加一次重要會診。他從醫幾十年，經歷過不少緊急狀況，但那天的安排，還是讓他心裡隱隱覺得不尋常。
趕到醫院會議室後，他發現情況確實不一般。室內已坐著數十位各科醫生，有眼科專家，也有內科、麻醉等相關領域的骨幹，表情普遍嚴肅，氣氛壓得有點沉。病例開始報告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患者姓名、職務、身份統統保密，只被籠統地稱為“高齡男性患者”，重點只有幾個：視力急劇下降，閱讀困難，看報吃力，伴隨長期咳嗽，體質較弱。
這種處理方式，在院內會診極為罕見。唐由之心裡明白，這位病人身分肯定不簡單。他一邊聽病史，一邊在腦海裡快速分析：從症狀和年齡看，很符合老年性白內障的特點，而且程度已經比較嚴重。只是，沒有面對面檢查，一切只能停留在判斷階段。
依慣例，會診結束後應立即安排醫師接觸病人，做詳細檢查。但這一次，負責的領導給出了另一種安排：“因為特殊原因，現在暫時不能直接接觸病人。各位先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提出初步診療意見，需要了解的細節可以提出來，由我們層層匯報，再往下溝通。”
這樣的模式，讓唐由之多少有點不適應，不過規矩已定，他只能結合經驗做出判斷。他向在場人員解釋：老年性白內障透過手術治療效果最佳，但考慮到患者年事已高，必須充分評估手術風險和術後恢復難度。他也刻意強調，對方咳嗽嚴重，若處理不好，會影響術後傷口穩定性，這點必須格外警惕。
幾次會診下來，他始終沒見到這位“神秘病人”，所有討論都停留在方案層面。儘管如此，大家心裡都逐漸有了共識──這絕非普通患者，很可能是位極為重要的中央領導。那種既想盡快解決病情，又顧慮重重的猶豫情緒，在每次討論中都能感受得到。
春節將近，北京城喜氣漸濃。家家戶戶忙著貼春聯、包餃子，孩子們追逐打鬧，巷子裡到處都是笑聲。就在這一片熱鬧聲中，1975年2月4日，一個中年軍官敲開了唐由之家門，說明來意：“有一項緊急任務，需要您立刻出發，跟我們走一趟。”
當時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那位會診已久卻一直見不到面的「特殊病人」。簡單收拾後，他跟著車隊趕往機場，同行的，除了幾位熟悉的醫療專家，還有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一路上，幾個人都盡量壓著心裡的猜測，沒有人多說一句。
飛機落地後，汪東興把幾位醫生集中到一起，語氣平靜卻不失鄭重：「毛主席請各位來，為他檢查視力。如果判斷需要手術，就制定方案。晚上先休息，明天一早進駐。」話說到這個份上，大家心裡的那點猜測，正式變成了確鑿的現實。
這一晚，唐由之幾乎沒怎麼合眼。他不是沒做過大手術，也不是沒治過重要幹部，但“為毛主席做主刀”，無論從責任感還是心理壓力來說，都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反覆在腦海裡模擬每一個步驟，把可能出現的情況一條條過了一遍，甚至連器械擺放的位置都設想得清清楚楚。
二、一首詩，一場手術
第二天見到毛主席的時候，唐由之還是愣了一下。眼前的老人，臉色消瘦，精神明顯疲憊，和他心中那個意氣風發的形象，差距不小。毛主席坐在那兒，身體略微前傾，眼睛瞇著，似乎努力想看清幾位醫生的臉。他咳嗽了一陣，才開口說話，語氣依舊沉穩。
雙方簡單寒暄後，正式的病情交流開始。透過問診和檢查，情況比會診時預估的還要嚴重一些。毛主席的白內障已經困擾他一年多，視力下降到閱讀幾乎不可能，只能由身邊工作人員幫他宣讀文件。即便如此，他依舊堅持處理大批政務，工作節奏盡量不打折扣。有時候，他甚至會主動緩和氣氛，跟醫生聊幾句玩笑，讓周遭人別太緊張。
檢查過程中，唐由之仔細觀察了毛主席眼球混濁情況，並結合眼底狀況做出判斷：單純依賴藥物已難見效，手術是唯一真正能改善視力的辦法。問題出在另一頭－長期咳嗽會幹擾術後恢復，一旦在傷口尚未完全穩定時劇烈咳嗽，風險不容小覷。
經過反覆研究，專家小組一致認為：從病情角度看，手術不可迴避；從技術角度看，採用「白內障針拔套出術」最為合適。這種手術方式由唐由之主導實踐，時間短、不需要縫合，對高齡患者更為安全。就技術層面來說，他是最佳人選。這一點，幾位專家心裡都很清楚。
然而，真正難啃的不是手術本身，而是如何說服毛主席。那段時間，他對手術極為謹慎，更傾向保守治療。周恩來總理聽說後，多次親自做工作，希望他考慮手術方案。但毛主席始終搖頭，態度堅定：「藥物可以試，刀就算了。」久而久之，大家也有些犯難。
之後幾天裡，唐由之頻繁出現在毛主席身邊。一會兒談病情，一會兒聊生活趣事，還會把自己過往積累的一些成功案例拿出來，耐心講解手術過程和可能的結果。他說得很具體，也很真誠，無非是想讓老人放下顧慮。但不管怎麼說，毛主席始終沒有鬆口，理由始終繞不過那一點──不能讓工作按下暫停鍵。
有一天，兩人又談到病情。毛主席主動問了一句：「現在這種情況，手術是不是非做不可？」唐由之點頭回應：「和藥物相比，手術更有效。」毛主席又追問：「除了手術，沒有別的辦法？」語氣平和，卻透出幾分遲疑。
唐由之稍作停頓，換了個角度解釋：「主席，這個針拔套出術，其實是中醫裡的手術方法。古代就有，用的主要是針器，原理和今天的手術有相通之處。」說到這裡，他腦海裡忽然閃過白居易的一句詩，脫口而出：“萬般靈藥皆無效，金針一拔日當空。”
毛主席一聽，明顯來了興趣：「這句詩什麼意思？」語調一下活泛起來。
趁著這個機會，唐由之展開說明：白內障早在唐代就有記載，白居易晚年也得了白內障，曾嘗試多種藥物治療，效果有限，最終還是透過「金針撥障」一類的手術方式恢復視力，於是寫下這句詩。意思很直白，藥再多幫不上忙，關鍵時刻得靠「金針」撥開眼前濁障，日光才能重新照進來。
毛主席安靜地聽完，沉思片刻，說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原來白居易也得過白內障，那就聽你們的，做手術吧。」這一句，算是把心裡的那道坎邁過了。
不得不說，這一幕多少有點戲劇性。很多天的勸說沒能解決的問題，最後竟被一首詩輕輕打開。當然，真正起作用的，是長時間建立起來的信任，是對醫生專業判斷的認可，而那句詩，只是在關鍵時刻起了一個巧妙的引子。
接下來，手術方案開始進入具體準備階段。為了讓毛主席安心，唐由之提出，把手術地點放在他最熟悉的環境──書房裡。這樣既方便照顧，又能減輕緊張感。毛主席聽完以後笑著同意，順便提了一個看似細小卻耐人尋味的要求：手術器械全部使用國產設備。
聽到這個條件，唐由之心裡多少有點疑惑。以常規來說，若有性能更佳的進口器械，很多醫院會優先考慮使用，畢竟面對的是國家領袖，容不得一點疏忽。他忍不住問：“主席，適當用一些性能更好的外國產器械，手術可能更有保障，為什麼一定要用國產的？”
毛主席回答得很直接：「外國東西我一向用得少。我們自己能造器械，就該用自己的。自己造得不好，就得想辦法改進，不能老指望別人。」話不多，卻把他的態度講得很清楚。
這一番話，讓在場的醫護人員都很受觸動。對那一代人來說，自力更生並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深植在骨子裡的觀念。唐由之點頭答應，並馬上著手按照要求配齊國產器械，從顯微操作工具到配套藥品，一個環節都不敢放鬆。
三、五分鐘手術背後的“心思”
從第一次參加那場「神祕會診」到器材最後搬進書房，中間過了兩百四十多天。這段時間裡，方案不斷推敲調整，藥物過敏測試一項接著一項，幾乎所有能預先想到的細節都被反覆核查。對醫護團隊來說，這不僅是一台手術，更是一場必須零失誤的「戰役」。
手術前十天，為了確保麻醉藥物安全，唐由此安排了過敏試驗。結果出來之後，理論上隨時可以進行手術。但很長一段時間裡，毛主席遲遲沒有點頭開工。工作人員心裡愈焦躁，既擔心病情拖延，又怕貿然催促引起反感。最後，還是唐由之決定親自去問。
那天，他輕輕推門進屋，毛主席躺在沙發上，剛從淺睡中醒來。唐由之說：“主席，檢查結果已經出來，可以安排手術。您看，是不是今天就做？”毛主席反問：“一切都準備好了？”得到肯定答復後，他又追問：“準備過程中有沒有問題？”
唐由之如實報告：「剛才沖洗淚道時，您動了一下，說明麻醉有些不夠，給您弄疼了。」毛主席聽完，反而笑了：「那就做！」這句話，看似輕描淡寫，其實意味著，他已經不再猶豫。
到了關鍵那天，醫護人員一個個心裡都繃著弦。儘管他們對技術很有信心，但面對的是毛主席，不緊張幾乎不可能。唐由之深呼吸幾次，讓情緒盡量平穩。他很清楚，如果主刀醫生都顯得局促，整個團隊的狀態都會受到影響。
走進書房前，他親自扶著毛主席慢慢起身，一路安撫。毛主席也不掩飾自己的緊張，試探著問：“唐大夫，手術中用到的東西都準備好了吧？”得到肯定答復後，他又問：“手術室放不放音樂？”這個問題，倒是讓唐由之愣了一下，只能老實說：“沒準備音樂。”
毛主席轉頭對張玉鳳說：「去放一首《滿江紅》。」這個選擇頗有意味。 《滿江紅》激昂高亢，帶著股不服輸的勁頭。用這樣一首曲子做背景，多少能看出他的內心狀態──就算身子已經大不如前，但那股不肯低頭的氣魄還在。
1975年7月23日，手術正式開始。採用的是“針拔套出術”，操作時間非常短，真正動手的段落只需要幾分鐘。唐由之控制好手的力道和角度，一步步拆除渾濁晶狀體，讓光路重新打開。整個過程，團隊配合默契，沒有任何意外。
當紗布包紮完畢，他鬆一口氣，對毛主席說：「手術很順利。」毛主席顯得有些驚訝：「這就做完了？」短短五分鐘，緩解的卻是困擾他一年多的視力難題。
術後第三天，唐由之小心翼翼為他揭開紗布，滴上眼藥水，細緻檢查恢復情況。視力確有明顯好轉，眼底也沒有異常。問題出在後面——當他準備重新包紮時，毛主席果斷擺手：「不用包了，已經能看見。」他的語氣篤定，帶著一種對自己身體狀況的直覺判斷。
唐由之當然不放心。依照醫療規範，術後這幾天是極關鍵的階段，稍微不注意就可能感染。他耐心解釋：“主席，現在還在恢復期，必須繼續包紮。”毛主席聽完，還是堅持：“眼睛裡沒有不舒服的感覺，工作離不開看東西，這紗布太礙事。”
短暫的僵持之後，房間氣氛有些緊。毛主席揮了揮手，示意大家先出去。但唐由之沒有退，他站在原地，又補了一句：「主席，您是我的病人，我有責任把手術徹底做好。」這句話說得不算重，卻非常認真。
毛主席沉默了一會兒，換了個問法：「包著紗布工作確實不方便，有沒有折中辦法？」這等於是主動給了一個空間。唐由之順勢提出：“可以定做一副眼鏡，左眼裝上防護鏡片。既不影響您看東西，又能有效阻擋灰塵，減少感染風險。”
這個建議很合他的心意。毛主席笑了一下：「就知道你有辦法，那就照你說的辦。」一來一回之間，既守住了醫療底線，也照顧到病人的工作實際，算是一個比較巧妙的平衡。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毛主席在允許範圍內逐步恢復用眼，看文件、聽報告，節奏慢慢恢復。長期用眼難免帶來不適，有一次他又覺得眼睛酸澀發脹，便讓張玉鳳再把唐由之叫來。唐由之趕到後，認真檢查了一遍，發現只是進了一點灰塵，角膜略有刺激，問題不算嚴重。他用藥液仔細清洗，再做短期保護，情況很快就穩定下來。
等到眼睛基本上完全恢復那天，毛主席提議合照。他對唐由之說：「唐大夫，我很信任你，以後還得請你幫我把另一隻眼睛也治好。」這話裡，既是感謝，也是一個樸素的約定。唐由之回答：「隨叫隨到。」語氣裡透出一種醫者對病人的責任感。
四、最後的約定沒有兌現
1975年底，為了進行術後複查，唐由之再次見到毛主席。那時的他，視力雖不如青年時代，但看書看報已不再是難以完成的任務。兩人又談到另一隻眼睛的手術問題，唐由之從專業角度說明，如果再做一次，整體視力會更平衡，生活和工作都更方便。毛主席認真聽著，並未拒絕，只是時間安排上還需要再斟酌。
誰也沒想到，那次會面竟成永別。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主席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二歲。消息傳出，舉國震動，許多人難以接受這個事實。唐由之聽到噩耗時，人幾乎是僵住的，心裡清楚，那句“以後還得請你幫我另一隻眼睛復明”，再也沒機會兌現。
回頭看這段歷史，有幾個細節值得注意。其一，毛主席從1973年出現明顯視力問題，到1975年正式接受手術，這中間拖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原因並非單一的“怕動刀”，更多是出於對工作的考慮以及對手術風險的謹慎判斷。他不是不明白手術的必要性，而是一直在衡量“恢復期可能造成的工作空檔”與“提升視力帶來的長遠收益”，這點從他的問話中就能看得出來。
其二，唐由之的“白內障針拔套出術”，代表了當時國內白內障治療水平的一個高點。在顯微設備和配套條件並不十分完備的前提下，能把手術時間壓縮到幾分鐘，同時做到不縫合、盡量降低創口，這在當時相當不易。更關鍵的是，整套方案使用國產器材完成，既是技術挑戰，也是國產醫療設備的檢驗。
其三，那句「萬般靈藥皆無效，金針一拔日當空」的詩句，說到底只是對白內障手術的一種高度概括，卻在關鍵時刻打動了毛主席。不得不說，這裡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層作用。古代醫者「金針撥障」的經驗，透過白居易的詩文流傳下來，又在近代被現代醫學重新演繹、發展。幾百年間，一條隱密的線把古今連結在一起，而毛主席本身又是極重視古典詩文的人，這種文化上的共鳴，確實影響了他的抉擇。
最後，這場手術本身沒有任何傳奇式的“神蹟”，更多的是嚴謹準備、規範操作和醫患之間建立起的信任。五分鐘的操作時間，背後是兩百多天的籌備，是幾十位專家集體討論後的結論，也是一個高齡患者最終做出的理性選擇。等一切塵埃落定，只剩下那句略帶戲謔的稱讚：「我就覺得你有辦法，唐大夫。」這一句，既像是對醫生的肯定，也是一位老人對生命、對時間、對工作的自我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