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兒得從根兒上說起。
一說起乾革命，推翻舊王朝，大夥兒腦子裡想的，都是怎麼拉桿子、怎麼打仗、怎麼把龍椅上那位給拽下來。
可有個人，腦迴路跟別人不一樣。
當大傢伙兒還在琢磨怎麼把清朝幹趴下的時候，他已經在地圖上比比劃劃，盤算著新國家的心臟、腦袋和拳頭該擱哪兒了。
這個人，就是孫中山。
1902年，天還冷著，東京一間不起眼的小屋裡，孫中山跟章太炎，一個被很多人看作是「革命狂人」的傢伙，倆人湊一塊兒嘀咕。
章太炎估摸著是想聽聽怎麼搞武裝起義，結果孫中山一開口，把他給說愣了。
孫中山沒聊槍砲，沒聊兵變，他聊的是一個更要命的問題：將來咱這新中國，首都定在哪裡？
他沒提北京，也沒提南京。
北京是前清的老窩，打下來還得費勁收拾爛攤子，洋人的使館區就在眼皮子底下，一有個風吹草動，砲艦就開過來了，憋屈。
南京雖好，但偏安江南，管不住北方和西部那一大攤子。
孫中山指著地圖，點了三個地方，說得斬釘截鐵：“要想讓中國以後在亞洲說了算，新都城，非在這三處裡頭選一個不可。”
章太炎聽著，心裡肯定犯嘀咕：這都哪裡跟哪裡啊？
第一站：武漢，給國家安上強力發動機
孫中山的第一個手指頭，戳在了中國地圖的正中心，長江和漢水交會的那個點上－－武漢。
在孫中山的盤算裡，武漢這地方，簡直就是為新中國量身訂做的「中央處理器」。
他看得明白，一個新國家要站穩腳跟，光靠喊口號沒用，得有里子，得有錢，得有實力。
這實力從哪裡來？
就得從武漢這兒來。
「九省通衢」這四個字，在孫中山眼裡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實打實的戰略優勢。
他腦子裡的中國，不是一盤散沙，而是一個整體。
怎麼把這個整體盤活？
就得靠武漢。
你想想，這地方，南來的、北往的，東邊的船、西邊的貨，全得打這兒過。
把首都安在這兒，就等於抓住了全國的交通大動脈。
中央的命令、調動的軍隊、運輸的物資，從武漢出發，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全國任何一個角落。
這不像北京，離南邊太遠；也不像南京，管西邊費勁。
武漢，就是那個能讓整個國家血液循環起來的心臟。
更要緊的是，孫中山看到了別人沒太當一回事的東西──張之洞留下的家底。
漢陽鐵廠那熊熊的爐火，漢陽兵工廠裡造出來的“漢陽造”，在孫中山看來，這可不是什麼修修補補的玩意兒，這是一個現代工業國的種子。
他要的，就是把這顆種子種下去，讓它長成參天大樹。
把工業中心和政治中心放在一塊兒，放在一個內陸深處，外國人的軍艦開不進來，炮轟不著。
這樣，新中國才能安心關起門來，先把自己的筋骨練壯實了。
還有一點，武漢這裡的人，腦子活。
新思想、新潮流，在這兒跟碼頭的貨一樣，來來去去。
革命的火星子，在這裡最容易燎原。
孫中山覺得，這地方的氣質，跟他要搞的共和革命，是一個頻道上的。
後來武昌城頭那一聲槍響，直接把大清給送走了，也算是印證了他的眼光。
選武漢，說明孫中山不光是個理想家，他首先是個腳踏實地的戰略家。
他要先給這個新生的國家，找一個最穩當、最結實的落腳點。
第二站：西安，把老祖宗的魂兒請回來鎮場子
孫中山的第二個手指頭，從地圖中間，挪到了西北，那片叫關中平原的地方－西安。
要是說選武漢是出於「搞經濟、強控制」的現實考慮，那選西安，就有點玄乎了，這是在「收買人心、召喚國魂」。
章太炎估計更懵了：咱不是要反帝制、搞共和嗎？
怎麼還回頭去找那個最有「皇帝味兒」的老古董都城？
這正是孫中山比一般革命家想得深的地方。
他心裡跟明鏡兒似的，把皇帝拉下馬，容易。
但要把幾千年來刻在中國人骨子裡的那種「誰是正統」的念頭給拔掉，比登天還難。
新成立的共和國，就像個剛出生的娃娃，根基不穩，外面一堆餓狼盯著，裡面還有不少前朝的遺老遺少想著復闢。
這時候，你最需要的是什麼？
是告訴所有人：“我，才是名正言順的！”
怎麼才能名正言順？
西安，就是這三個字的最好招牌。
孫中山看上的，不是西安那破敗的城牆和荒草叢生的宮殿，而是它背後沉甸甸的歷史分量。
這裡是周朝定禮樂的地方，是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橫掃六合的起點，是漢朝打出我們民族名號的首都，是唐朝萬國來朝盛世輝煌的中心。
把首都定在西安，就等於對著全天下人喊了一嗓子：我們這個新政權，不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我們是漢唐雄風的繼承人，是華夏正朔的接棒者！
這手腕，高明。
他用老百姓最熟悉、最自豪的文化符號，來給「共和」這個全新的、很多人還搞不懂的洋玩意兒做擔保。
這一下，就能把那些思想保守、心裡還念著皇上的老學究們的嘴給堵上。
同時，也能激起大夥兒對「強漢盛唐」的懷念與嚮往，把這種民族自豪感，順理成章地變成對新政權的支持。
而且，西安這地方，號稱“四塞之國”，周圍都是山和關口，易守難攻。
往北，可以擋住蒙古草原的威脅；往西，可以輻射管理新疆、西藏這些廣大的少數民族地區。
在孫中山的藍圖裡，武漢是國家的“發動機”，那西安就是國家的“壓艙石”和“精神祠堂”。
它負責穩定人心，鞏固邊疆，讓這個新國家在精神上和地理上都有一個最堅固的大後方。
第三站：伊犁，把眼睛望向世界的另一端
「第三個地方…
伊犁。 」
當孫中山說出這個名字的時候，別說章太炎，擱今天任何一個人聽了，都得驚掉下巴。
伊犁？
新疆那個地方？
那不是天邊邊，一般人印象裡鳥不拉屎的流放地嗎？
把首都建那兒？
瘋了吧！
這，正是孫中山這個構想裡最爆炸、最超越他那個時代的一筆。
它徹底暴露了孫中山的終極野心：他想的，已經不只是讓中國“站起來”，而是要讓中國“走出去”，重新洗牌整個亞洲的地緣政治格局。
你想想，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捱的打，哪一次不是從海上來的？
英國人的軍艦，日本人的艦隊，順著海岸線一路打進來，想在哪裡登陸就在哪裡登陸。
所以那時候，從李鴻章到康有為，所有人的眼光都盯著東南沿海，琢磨著怎麼建海軍，怎麼「師夷長技以製夷」。
孫中山的想法，是直接掀了桌子，不按套路玩了。
他提出了一個反向操作：從陸地上反擊。
他認為，中國的沿海在短期內就是個篩子，處處漏風，守不住。
與其在沿海被動挨打，不如乾脆來個戰略大挪移，把政治和軍事中心，一口氣搬到最西邊的伊犁去。
到了那兒，你英國人的軍艦再牛，也開不到沙漠裡來吧？
日本人的航母再厲害，也飛不過幾千公里的戈壁灘吧？
這一招，能立刻為新中國爭取到最寶貴的喘息時間，關起門來慢慢發展，誰也打擾不了。
但這只是防守。
孫中山更深層的想法，是進攻，是「開門，但是朝西開」。
伊犁這地方，是古代絲路的要衝，是整個亞洲大陸的十字路口。
把首都定在這兒，中國的身份立刻就變了。
它不再是一個背靠大陸、面向太平洋被動挨打的國家，而是變成了一個立足亞洲中心、主動經略中亞、西亞的大國。
中國的商品、文化、影響力，可以順著古老的商道，毫無阻礙地進入中亞各國，甚至跟俄國、跟中東世界直接對話。
這等於是在被海洋封鎖之外，硬生開闢了一片全新的、廣闊無比的戰略發展空間。
還有一個象徵意義。
伊犁自古就是多元民族混居的地方。
把首都設在這兒，就是「五族共和」這個口號最實在的體現。
這是做給全世界看的：我們這個新中國，不是只有漢人的中國，而是所有民族團結在一起的大家庭。
這既能團結內部，共同對外，也能在國際上建立一個全新的、開放包容的國家形象。
選伊犁，揭露了孫中山的世界級戰略眼光。
他要跳出幾百年來「海防」的思維定勢，為中國未來的崛起，找一條誰也想不到的新路。
他死在了北京，這座他一心想把首都遷走的城市。
他的陵寢，最後建在了南京，另一個他認為有限制的古都。
他規劃的三個未來之都，在他生前，一個也未能成為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