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堅持屍檢，5個月大的早產女嬰“小洛熙”的真實死因——因誤診接受不必要手術，術中創口未縫合致大出血和心肺衰竭——恐怕將被一句輕描淡寫的“手術風險”一筆帶過。
而做出屍檢這個決定，對痛失愛女的父母而言，無異於在傷口上再劃一刀：既要親手送別孩子，又要忍痛讓她接受解剖。這份勇氣，背後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心理煎熬。
洛熙的屍檢報告，直接指向了三項無法迴避的關鍵問題。
首先，醫院稱孩子患有需緊急手術的複雜先心病，但屍檢證明她只有3毫米的小缺損，多數可自愈。這意味著，孩子很可能接受了本不該進行的高風險開胸手術。
其次，屍檢發現胸腔切口未縫合、心包破口敞開、補片殘留體內、胸腔積血70ml，對一個5個月大的嬰兒而言，已是足以致命的大量出血……
這些並非“難以避免的並發症”，而是明顯違反基本外科操作規範的疏漏，直接導致孩子失血性休克、心肺衰竭死亡。
最後，手術室內雖設有兩個攝像頭：一個用於麻醉設備監控，具備錄像功能；但更重要的廣角全景攝像頭，本應記錄主刀醫生操作全過程，事後才知未配置存儲設備，無法回放。
兒童重症監護病房（ICU）內則根本沒有安裝任何監控。
這些關鍵證據的缺失，使得“手術中到底發生了什麼”“突發大出血時是否及時處理”“術後監護是否到位”等問題，無法通過客觀記錄驗證。
一旦只能依賴醫護人員的“回憶”或“說法”，爭議就容易陷入“各說各話”的僵局。
家屬只能依靠屍檢報告和病歷還原真相，但病歷由醫院製作和保管，天然存在信息不對稱。在信任基礎已經動搖的情況下，誰來為真相作證？
正因如此，家屬沒有等待醫院或當地部門安排屍檢，而是主動委託外地、獨立、全國知名的法醫劉良及其團隊進行解剖。他們的用意其實很清晰：
一. 通過異地、第三方鑑定，盡量避免由同一體系內部完成鑑定所帶來的公信力爭議，並最大限度降低潛在利益關聯引發的質疑。
二．由權威機構出具的屍檢報告，更容易進入後續法律程序並被認真對待——無論是公安受理與調查、醫療事故技術鑑定，還是法院審理中的質證與採信。
三．屍檢存在明確的時間窗口，拖延會導致組織自溶等變化，影響對關鍵病理特徵與死因判斷的準確性。
對家屬而言，這是他們唯一能夠主動把握、且一旦錯過就無法補救的取證機會，只能盡快將關鍵證據固定下來。
委託劉良團隊，本身就是一種理性而堅定的姿態，要依靠科學、用法律，為孩子討一個明明白白的真相。
這也倒逼相關部門無法敷衍，因為面對的是一份專業、透明、且受公眾關注的司法鑑定。
當一臺本不該做的手術，奪走了一個5個月大嬰兒的生命；手術過程沒有錄像，真相只能靠屍檢一點點拼出來。
我們不得不問：保障醫療安全，難道只能靠家屬咬著牙站出來討說法嗎？
只有真正落實高風險手術全程錄像、術前診斷多人復核、出事之後公開追責，才能避免下一個“小洛熙”悲劇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