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那會兒，上海街頭的一輛公共汽車正慢悠悠晃蕩着。
老兵徐永卿坐在靠窗的位子，眼神漫無目的地掃着外頭的街景。
車子開進熱鬧地段，外頭人擠人。
冷不丁地，徐永卿渾身猛地一哆嗦，眼珠子差點瞪出來，死死鎖住路邊晃過去的一個後腦勺。
那個影子只閃了一下，轉眼就沒入了茫茫人海。
這要擱一般人身上，估計覺得自己老眼昏花看岔了。
畢竟抗戰都結束一輪了，在上海這麼大個地界兒碰上熟人，這概率比中彩票還低。
可徐永卿心裡跟明鏡似的：那張臉，就是燒成了灰燼，他也絕不會認錯。
那傢伙叫河下谷清。
一個早就在檔案里銷聲匿跡的日本特務，更是差點把徐永卿送進鬼門關的死對頭。
徐永卿二話不說，扯着嗓子喊司機停車，車門剛開條縫就躥了下去。
這一躥，把上海灘警界的高層全給驚動了，直接引發了一場持續一年多的反特大搜捕。
這不光是個“老兵抓特務”的故事，更像是一場賭上邏輯和人性的較量。
當時徐永卿面前就兩條路：要麼當自己發癔症，接着去辦差；要麼賭上信譽，哪怕背個“謊報軍情”的黑鍋也要查到底。
他咬咬牙，選了硬剛。
人早就沒影了。
徐永卿沒回招待所歇着，轉身就把長途電話掛到了南京軍區。
他要找的人，是許世友。
這招走得極妙。
要是去派出所報案說“我瞅見個鬼子特務”，八成會被當成神經過敏給打發了。
可找許世友，這事兒的分量立馬就不一樣了。
當年他是給許世友當過警衛班長的，老首長心裡有數——這老兵是個唾沫在一個釘的漢子，絕不幹沒譜的事，眼睛更毒得很。
許世友那邊動作極快，一道加急指令直接拍到了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的案頭，緊接着就轉到了公安局長黃赤波手裡。
最後，這塊難啃的骨頭扔給了老資格偵查員吳一竹。
接過卷宗，吳一竹腦袋嗡嗡直響。
手頭能用的牌就一張：河下谷清這個名字。
現在躲哪？
長啥樣？
改名叫啥？
兩眼一抹黑。
在幾百萬人的大上海找這麼個幽靈，簡直比海里撈針還費勁。
這買賣怎麼算都不划算。
動靜鬧這麼大，萬一是徐永卿看走了眼咋整？
可吳一竹沒退路。
許世友將軍親自盯着的案子，就是掘地三尺也得把人挖出來。
正面攻不動，那就以此迂迴。
吳一竹把心思動到了福建的大牢里。
那兒關着個叫朴汝春的戰犯，據說跟目標人物有過命的交情。
這一審，還真掏出了乾貨：河下谷清以前愛顯擺，說自己娶了個中國老婆，是浙江籍的漂亮舞女。
線索是有，可吳一竹掐指一算，心又懸了起來。
解放後，上海早就取締了舞女這行當，人要麼轉業，要麼回鄉，散得滿天星。
翻遍檔案，光是浙江籍的舞女就登記了七百多個。
這怎麼查？
把七百多人全請來喝茶？
顯然不現實。
一來動靜太大容易驚着魚，二來這些人大多有些不願提的往事，見了警察未必肯吐真言。
吳一竹腦子轉得快，想了個轍：不找舞女，找管事的。
舞女可能會編瞎話，但當年的舞廳老闆、領班為了爭取寬大處理，腦子絕對比誰都好使。
偵查員們跑斷了腿，把上海灘翻了個底朝天，揪出了三十七個昔日的舞廳老闆和領班。
經過二十多天的反覆過篩子，七百人的大名單硬是被砍到了剩下三個。
這就像做排除法，選項只剩：時春萍、王巧玲、賈賢珠。
剩下的活兒就簡單了：三選一。
頭一個過堂的是時春萍。
特徵倒是挺像：1941年嫁了個北方客商，那男的神出鬼沒。
可一查到底，讓人泄氣。
時春萍哭得梨花帶雨，交代說她那死鬼丈夫是個汪偽漢奸，早就在牢里蹲着了，壓根不是日本人。
劃掉一個。
接著是王巧玲。
條件更吻合：年輕貌美，嫁了個神秘男，還生了雙胞胎。
吳一竹順藤摸瓜，搞到了男方照片。
確實是個見不得光的角色，也確實不是好鳥——那是國民黨軍統的特務。
雖說也是干間諜的，但這人跟徐永卿要找的那個鬼子對不上號。
再劃掉一個。
所有壓力全堆到了賈賢珠身上。
這是最後的救命稻草，要是她也不是，之前的功夫全白瞎，一切都得從零開始。
賈賢珠以前是領班，1942年跟個會說日語的男人搭夥過日子，後來領了證。
偵查員上門的時候，這女人慌得手足無措，眼神都不敢對視。
這讓吳一竹心頭一喜：有門兒！
哪知道審訊結果讓人哭笑不得。
她當年的丈夫確實是個日本人，照片也拿出來了。
徐永卿瞅了一眼，把頭搖得像撥浪鼓：不是河下谷清。
那她慌個什麼勁？
搞了半天，她最近剛傍上個搞投機倒把的“闊少”，以為警察是來抓這檔子事的。
線索徹底斷了。
三個嫌疑人，全軍覆沒。
吳一竹被逼到了牆角。
換一般人，這會兒估計早就撂挑子，或者回去在那七百人的名單里大海撈針了。
但他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把案子從頭順了一遍。
間諜也是肉體凡胎，得吃飯，得過日子。
河下谷清潛伏了九年，靠啥養活自己？
他總不能天天縮在下水道里喝西北風。
他肯定有個合法的幌子，甚至有份不起眼的工作。
既然“舞女”這條路走進了死胡同，那就發動群眾，搞“人海戰術”。
市局通過內部渠道，給各個工廠、街道發了協查通報，重點就是找見過“河下谷清”的人。
這招“笨辦法”，還真就收到了奇效。
沒過多久，三封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舉報信，湊到了吳一竹的桌上。
第一封，是個紡織廠工人寫的。
說幾年前有個叫“大山崗”的人來買機器，要把廠子開到濟南去，長相跟通報里的特務挺像。
第二封，發信人是個鐵路工人。
當年在濟南鐵路局跟河下谷清打過交道。
最近修收音機時，發現個店老闆特像當年的那個日本工程師，現在的名字叫“尤志遠”。
第三封，來自印刷廠。
寫信人當年被逼着給鬼子印假鈔，見過河下谷清。
前兩天在舊貨市場，他又撞見了這張臉。
三條線索在地圖上一畫，焦點全聚在了一個地兒：舊貨市場里的一家電器修理鋪。
店主就叫尤志遠。
吳一竹沒急着動手。
他派人暗中盯梢，發現這個“尤志遠”手藝挺好，買賣也興隆，平時看着跟普通的上海小市民沒兩樣。
這恰恰是頂級間諜的本事：大隱隱於市。
到了1958年8月，暗哨傳來信兒：“尤志遠”買了火車票，打算離滬。
這是要跑路？
還是去接頭？
管他想幹啥，收網的時候到了。
上海火車站，人潮湧動。
河下谷清拎着箱子，混在人堆里，臉上看不出一絲波瀾。
他對現在的偽裝很有信心。
“尤志遠”這層皮，他精心披了快十年，天衣無縫。
就在他一隻腳剛踏上車廂踏板的瞬間，好幾雙鐵鉗般的大手死死把他按在了地上。
到了審訊室，河下谷清展現出了極強的心理素質。
他一口咬死自己就是尤志遠，良民一個，還要告警察抓錯人。
那一嘴流利的上海話，邏輯嚴絲合縫，滴水不漏。
要不是手裡有鐵證，普通民警真能讓他給忽悠瘸了。
吳一竹冷眼看着他的表演，只輕輕吐出了兩個名字。
第一個：“徐永卿”。
河下谷清的眼角明顯抽搐了一下。
第二個：“許世友”。
聽見這三個字，河下谷清的心理防線瞬間崩塌。
他知道，這回是徹底栽了。
他太清楚這兩個名字意味着什麼了。
當年在濟南，他披着“進步人士”的皮潛伏在鐵路局。
面子上，他痛罵日本鬼子，跟徐永卿稱兄道弟；背地裡，他利用這份信任刺探情報，甚至把徐永卿賣給了憲兵隊。
要不是徐永卿練過少林功夫身手好，當年那條命就交代在他手裡了。
至於許世友，那是把日軍打得做夢都害怕的猛將。
河下谷清終於垂下了腦袋，竹筒倒豆子全招了。
原來，1945年日本投降後，他接到上峰密令：潛伏待命，等着所謂的“反攻”。
為了這個沒影兒的命令，他改名換姓，在上海開了這家店。
這九年，他利用舊貨商販的關係網，到處搜羅情報往外送。
他自以為做得神不知鬼不覺，甚至在公交車上跟徐永卿對上眼時，還存着僥倖心理：都這麼多年了，對方哪能認得出自己。
可他低估了中國人的記憶力。
有些血海深仇，時間是沖不淡的。
河下谷清最後吃了無期徒刑的牢飯。
回頭再看這樁案子，最讓人唏噓的不是破案有多曲折，而是那個看似“巧合”的瞬間。
要是那天徐永卿沒坐那趟車？
要是他當時走了神？
要是他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
那河下谷清指不定還得潛伏多久，搞出多大的破壞。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所有的“巧合”底下，都藏着必然的邏輯。
徐永卿那一眼，源於刻骨銘心的國讎家恨；許世友的雷厲風行，源於對戰友的絕對信任；吳一竹的死磕到底，源於保家衛國的職責所在。
這三個人，在不同的崗位上，做出了同一個決定：絕不放過任何一個隱患。
這就是老話說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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