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河北一家縣醫院的B 超室裡，王翠英盯著屏幕上模糊的光斑發楞。
幾天前她還因為卵巢手術後的腹水脹痛難忍，此刻醫生的話卻讓她忘了所有不適：
“肚子裡有四個娃。”
站在一旁的丈夫繳寶存手裡攥著皺巴巴的檢查單，指節發白。
夫妻倆已經有個大女兒，家里三間土坯房連像樣的家具都沒有，這四個孩子怎麼養？
他們幾乎是跑著問醫生：”能減胎嗎？我們實在養不起。”
沒想到一周後北京的醫院又給了個更驚人的答案：“是五個。上次有個小傢伙躲在後面沒看見。”
繳寶存蹲在醫院走廊抽煙，煙蒂堆成了小山—— 他這輩子見過最多的就是雙胞胎，五胞胎聽著就像天方夜譚。
醫生拿著厚厚的病曆本嘆氣：“全國沒先例，五個都活下來的概率比中彩票還低，大概率五個月就會自己流掉。”
更讓他們揪心的是，此時減胎風險極大，萬一手術失敗，王翠英可能再也懷不上孩子。
那個晚上，夫妻倆在醫院長椅上坐了整夜，王翠英摸著自己才三個月就顯懷的肚子，能清晰感覺到裡面此起彼伏的胎動。
“都是一條命啊”，她抹著眼淚說。
五個月的孕肚比別人臨盆時還大，王翠英的胃被擠得像個攥緊的拳頭，剛吃下的饅頭轉身就吐，最後只能靠每天一個饅頭續命。
到了第六個月，她走一步路都要扶著牆，夜裡根本躺不平，只能跪著撐在床頭，每次換姿勢都疼得咬床單。
2002 年3 月4 日凌晨，醫院的走廊亮起了長明燈。
產科、兒科、麻醉科的醫生擠滿了手術室。
所有人都捏著把汗—— 這是中國第一次挑戰五胞胎活體分娩。
當五個皺巴巴的小傢伙接連發出哭聲時。
護士們手忙腳亂地給他們裹襁褓，最小的那個才兩斤多重，哭聲細得像小貓叫。
王翠英在昏迷前聽見醫生說：”都活著，是奇蹟。”
後來她給孩子們起名都帶個”福” 字，繳福慶、繳福森、繳福莉、繳福欣、繳福源，就盼著這份奇蹟能久一點。
01
從奶粉罐到奧運舞台
五個嬰兒的哭聲像擰開的水龍頭，從早到晚沒停過。
王翠英的奶水根本不夠分，孩子們餓得直蹬腿，繳寶存只能騎著自行車跑遍周邊鄉鎮。
誰家有剛生完孩子的產婦，就厚著臉皮去討點奶水。
最凶險的是出生第五天，老二福森突然便血，醫生下了病危通知：”結腸炎，救活的可能只有1%，就算活下來也可能腦癱。”
王翠英抱著渾身插滿管子的小不點，指甲深深掐進自己胳膊：”治！砸鍋賣鐵也治！”
那天繳寶存跑遍全村，磕頭借了三萬塊錢，手術室外的長椅上，他數著地磚縫等了整整七個小時。
日子像被五個孩子啃咬的奶粉罐，空了又滿，滿了又空。
繳寶存去浙江打工，在建築工地扛鋼筋，在貨運站搬箱子，每次寄錢回家都附一張紙條：”別讓娃餓著。”
王翠英一個人帶五個孩子，每天凌晨四點就得起來衝奶粉，一個孩子剛餵完，第一個又餓了，換尿布要擺成一排像流水線作業。
街坊四鄰看不過去，自發排班來幫忙：奶奶帶老大，姥姥帶老五，嫂子每天來給孩子們洗尿布。
有次王翠英發燒到39 度，迷迷糊糊中看見鄰居張嬸正給孩子們餵米湯，眼淚唰地就下來了。
2004 年，一家奶粉企業聽說了五胞胎的事，承諾免費提供奶粉直到孩子們斷奶；
北京幸福泉幼兒園的程淮教授主動聯繫他們，說能讓五個孩子免費入園。
王翠英背著五個裝著換洗衣物的蛇皮袋，跟著教授進了北京，第一次見到帶電梯的樓房。
2008 年的夏天成了全家最亮的記憶。
奧運會組委會找上門時，看著五個名字裡帶”福” 字的孩子，工作人員笑了：
“這不就是現成的五福娃嗎？”
王翠英陪著孩子們在訓練館練了三個月，最小的福源總記不住動作，姐姐福莉就牽著他的手一遍遍跳。
當五個穿著福娃服裝的小傢伙出現在聖火傳遞現場時，電視機前的繳寶存抹了把臉，把手裡的安全帽攥得緊緊的。
02
當少年扛起生活的重量
2017 年冬天，王翠英正在雇主家擦玻璃，手機突然響了，電話那頭是浙江醫院的護士：
“繳寶存先生搶救無效，你來一趟吧。”
她手裡的抹布啪嗒掉在地上，腦子裡一片空白—— 丈夫上個月還在電話裡說”工頭給加了工資”，怎麼就沒了？
到了浙江才知道，繳寶存為了多掙錢，白天在工地搬磚，晚上去貨運站卸貨。
肝腹水拖了半年多，疼得直冒汗也捨不得去醫院。
最終，丈夫沒從醫院出來。
十五歲的五胞胎彷彿一夜之間長大了。
在北京讀初中的他們瞞著王翠英收拾好行李，說要回河北老家讀高中：”媽，北京花銷大，老家學費便宜。”
王翠英知道，孩子們是不想讓她一個人在城裡做家政太辛苦。
三個女孩在縣城高中住一間宿舍，每月生活費加起來才900 塊。
中午食堂裡，福慶總是買三個饅頭，姐妹仨分一份最便宜的炒白菜，看著別人碗裡的紅燒肉，她們就互相打趣：”減肥呢。”
兩個男孩在另一所學校，冬天捨不得買煤，就裹著被子在教室裡刷題，手凍裂了就抹點凡士林。
03
2020 年疫情期間，上網課成了難題。
五個孩子湊不齊設備，王翠英跟親戚們藉了三部舊手機，老大福慶把自己的平板讓給弟弟妹妹，自己用最舊的那部。
每天早上六點，五個腦袋擠在逼仄的土房裡，各自戴著耳機聽課，誰也不打擾誰。
地上堆著一米多高的習題冊，都是他們從廢品站淘來的舊書，頁腳都翻捲了。
高考成績出來那天，王翠英特意從北京趕回來。
四個孩子過了本科線，老二福森差了幾分上了專科，五個孩子拿著錄取通知書，沒像別家孩子那樣慶祝，而是默默收拾東西去打工。
福源在北京找了個保安的活，每天站八個小時崗；
哥哥姐姐們就在家組裝小夾子，一袋子幾萬個零件，兩天才能掙80 多塊。
“媽，我們爭取自己掙學費”，福莉的手上磨出了好幾個繭子，卻笑得特別甜。
去年夏天，五個孩子陸續大學畢業。
福慶進了家物流公司做調度，福森在汽修廠當學徒，三個女孩都找到了文員的工作。
王翠英偶爾翻出當年奧運會的錄像帶，看著屏幕上蹦蹦跳跳的五個小不點；
再看看現在能熟練給她搥背的孩子們，總忍不住掉眼淚。
有次採訪，記者問王翠英後不後悔。她低頭擦了擦手，那雙手因為常年做家務佈滿裂口：
“要是再選一次，我真不敢要。你看他們從小到大沒穿過一件新衣服，跟著我遭了太多罪。”
五個年輕人湧過來圍住她，就像當年在產房裡那樣，擠得滿滿噹噹。
陽光穿過窗戶照在他們身上，王翠英突然覺得，那些吃過的苦、受過的累，都長成了孩子們眼裡的光。
這大概就是生活最神奇的地方—— 它會給你扔來一堆爛牌，但總有人能把它打成滿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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