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石家莊的氣溫已逼近三十度，程維高卻在書房裡來回踱步。手機響起，他壓低嗓子：“陽陽已經走了，不要回頭。”短短一句，預示了一場跨越二十餘年的追逃拉鋸。
程慕陽當月抵達溫哥華。出關那一刻，他手握加拿大楓葉卡，行李裡除了一些隨身衣物，還有數張未記名匯票。程慕陽深知，只有把錢變成海外資產，才能真正遠離國內的司法追索。
要理解這場逃亡，得把時間撥回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 1991年，河北省郵電局同加拿大企業接洽程控交換機項目，因報價過高而擱淺。項目代理韓鳳瑞向程維高敬酒時，順勢提出“讓陽陽跟著我學點生意經”。從此，一條借權力撬資本的隱秘通道被徹底打通。
依賴父親的庇護，程慕陽在廣告、地產和超市等領域頻頻出手。 1994年至1996年，程家直接或間接向七百家國企“徵集廣告費”近三千萬元，大多數變成了程慕陽的現金儲備。有意思的是，他不愛走賬，“大把現金塞編織袋”在河北企業界成了段子。
1997年，保龍倉集團掛牌。這個以連鎖超市為外衣、房地產業為核心的企業，被地方乾部視作改革樣板。背後運作模式卻相當簡單：政府批地、銀行放貸、公司套現。南京二建一度墊資三千多萬元，只因“程書記的兒子”五個字。
李真案在2000年3月爆發，程慕陽如坐針氈。省紀委開始調卷，對保龍倉以及早年北方國際廣告公司的資金流水進行交叉核對。程維高隨即安排家人“分頭離境”，僅留下幾名代理人善後。電話另一端，吳慶五提醒：“趕緊把能轉的款都轉出去，再晚就來不及了。”
幸運或狡猾，四年前程慕陽已通過投資移民拿到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落地溫哥華後，他註冊慕陽國際公司，聲稱“已開發1100萬平方英尺高端地產”。外界很難查清真偽，因為該公司部分股權掛在加勒比離岸賬戶上，股東名冊一度空白。
2001年4月2日，石家莊警方簽發逮捕令；同年9月，公安部發出A級通緝；2014年，國際刑警組織下達紅色通緝令。追逃力度層層加碼，程慕陽卻仍能在溫哥華出入各類慈善酒會。當地媒體甚至拍到他與聯邦自由黨議員合影，他本人還為該黨捐款四千餘加元。 “捐款不是為了曝光，而是為了保險。”熟悉北美政治的律師低聲解釋。
加拿大法律並未絕對排斥對永久居民的引渡，但司法程序漫長且附帶人權審查。賴昌星案被拖了十二年，就是典型前車之鑑。賴最終雖被遣返，卻在北京機場就醫後才進入看守所，足見難度。
不過，變數正在累積。 2013年後，中加之間先後簽署了打擊腐敗合作諒解備忘錄、分享被追回不法財產協議等文件，雙邊工作小組機制更加細化。 2015年，程頌蓮在地方青年自由黨內部選舉中勝出，卻因父親的紅色通緝令而遭輿論窮追。卑詩省媒體用鎂光燈把“政治新人”推向尷尬境地，程家對加拿大政壇的影響力明顯下滑。
錢仍是程慕陽最大的靠山，也是最大的弱點。若無穩定現金流，維繫律師團隊和公關渠道幾乎不可能。近年溫哥華房市調控嚴格，空置稅、附加稅層出不窮，對重倉地產的程慕陽來說並非好消息。一旦資產鏈出現裂縫，凍結或追繳的操作空間就會擴大。
“你真以為能躲一輩子？”一位參與追逃的辦案人員在內部會議上丟下這句話，隨後擺出一疊最新銀行往來記錄。文件顯示，程慕陽旗下信託曾嘗試將部分房產收益轉往開曼群島，被加方金融情報單位攔截。顯而易見，合作力度已與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
那麼，程慕陽究竟會不會被順利遣返？答案並非簡單的“能”或“不能”。一邊是愈加緊湊的國際反腐網絡，一邊是依舊壁壘森嚴的司法程序；一邊是不斷縮水的海外資產，一邊是尚未被擊穿的人權抗辯。雙重拉力下，時間成了最關鍵的變量。
可以確定的是，國內對這樁舊案的興趣並未衰退。隨著更多同類案件落地，法律與政治外衣被一層層剝離，程慕陽留給自己的迴旋餘地正在縮小。終點未必遙遠，但不會輕易抵達。對旁觀者而言，剩下的只有靜觀後續——或忽然的轉折，或漫長的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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