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跑的人抓回来都要被枪毙，先要拿扁担打，打到他们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再枪毙。
●有一次在南部恒春那边，一个晚上自杀上吊了三十几个人，他们是集体感到没前途了，没希望了。
●吴法宪批准将韦大卫正式逮捕，关进东北某看守所。
●在那儿我经常遍体鳞伤，被打断了两根肋骨。打得我吐血一年多，左耳朵也打坏了。
●被关押了整整六年之后，韦大卫再次越狱……
凤凰卫视记者陈晓楠采访韦大卫，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文字：
陈晓楠：1949年夏天，思想一向激进，17岁就在大学当学生会主席，搞学生运动的韦大卫，因为带头参加学生运动，被特务追捕。于是他和几个同学连夜逃离桂林来到广州。时值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败，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几个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年轻人，在广州街头看到了国民党军校招生的广告。
韦大卫的三个叔叔都是飞行员，因此他从小就对飞行感兴趣。但抗战时两个叔叔战死，一个叔叔摔死，所以家人坚决反对他当空军。为了找一个安身之地继续学业，他们报名参加了考试，并很快被“陆军骑兵军官学校”录取。8月23号，韦大卫和几个同学在广州黄埔港登上了一艘名为“惠民”的客轮，和滚滚迁徙人潮一同踏上驶向台湾的旅程。
韦大卫：他们征用了一些船，商船、客轮都有。一批一批往台湾运，每天都运过去不少人。我们坐的“惠民”轮，大概运了两三千人吧。那时候在船上常常打架，为了吃饭，抢好座位，抢睡觉的地方，都要打架。
陈晓楠：那时候台湾在您印象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韦大卫：我对台湾一点也不了解，那时候只想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那个招生广告上讲，成绩优秀的学生还可以保送到美国深造什么的，我就去了。
陈晓楠：您当时也不知道，这可能会阻断和家里的联系。
韦大卫：根本想不到这么远。那时候广州还没有解放，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的。很多人以为到台湾就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去台湾读军校，对于21岁的韦大卫来说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可他并没有料到这是一个骗局。“惠民”轮离开黄埔港向台湾全速驶去，这时登上这艘客轮的“军官学校”的学员得知了一个让他们目瞪口呆的消息，他们去的根本不是什么军官学校，而是去台湾当兵，当二等兵，最最低等的兵。韦大卫这才知道被骗，而此时那些招兵的人已经拿到钱了，早已不知去向了。满腔气愤的韦大卫发誓，到台湾后一定要逃走。
韦大卫：船上的水手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他们说你们这帮人是卖猪仔到台湾去的，其实算是抓的壮丁。那些招兵的人，他每招到一个人，国民党就要发给他一笔钱。他拿到钱之后，在上船之前就走掉了。
陈晓楠：你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是什么反应？
韦大卫：有哭的，也有骂的。我发誓，一定要回大陆去，要出这口气。你怎么弄的我，我就怎么对付你，就这样我把身上稍稍值一点钱的东西卖了，换成台币，因为我准备上岸以后就逃走。当然逃到哪儿我也不知道，就想碰碰运气，找个合适的地方逃走。反正我当时就想好了，下了船马上走，一分钟都不多待。
陈晓楠：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韦大卫：按照我的性格，别人强加给我的命运，我绝对不能接受。你可能会觉得我的想法很冒险，但是我根本不怕，我做过的冒险的事情太多了。比如湘桂铁路刚通火车的时候，我还小，没坐过火车，我就跑到火车站看。看到火车准备开走，我就爬上去，火车就把我带走了。最远的一次，我被带到了武汉，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自己也没有钱，所以在武汉玩了两天又回来了。
陈晓楠：那次扒火车回来，家里人吓坏了吧。
韦大卫：家里人都习惯了。那时候我经常打架打到身上伤痕累累，是远近闻名的野孩子。我经常是一个人就做一些特别胆大的事情，我们家乡父老讲“虎生三子必有一豹”，老虎生三个小孩，有个肯定是豹子，我就是那个豹子。
韦大卫十几岁就跟着村民自发上山抗击日军。他是壮族人，秉承了这个民族强悍的血脉，性格刚烈、桀骜不驯。一旦决定逃跑，就没有丝毫动摇。1949年8月，经过四天四夜的漫长旅行，“惠民”轮抵达台湾高雄。韦大卫一下船就打算逃走，但是他的同学竭力劝阻，因为码头的戒备实在很森严，他只得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刚到台湾时，国民党军队怕他们逃走，把他们押送到凤山军营。一到军营，韦大卫就开始观察地形，并秘密计划出逃路线。但他很快就听说，这个监狱般的军营根本逃不出去，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成功的逃亡者。
陈晓楠：刚到台湾那一幕你还记得吗？
韦大卫：到了高雄码头，一看，那边机关枪都架好了，谁要反抗就打死谁。部队包围了港口，气氛很紧张，有些路都戒严了。老百姓老远地围着看，说又来了一批呀。我们就默默地不出声，大家基本上是面无表情。那时候对自己的前途到底怎样，谁心里也没数。后来我们就被送到凤山去了。
陈晓楠：军营是个什么情况？
韦大卫：是一个很大的军营，军营外面有铁丝网，铁丝网外面有甘蔗田，暗哨多得很。从来没有人能从这里跑出去，都失败了。逃跑的人抓回来都要被枪毙，先要拿扁担打，打到他们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再枪毙。军营的每个人都见到过这种情形，他们就是专门要给我们看的。有时候还会叫我们去打，一个人打一扁担，一个个轮流上去打。被枪毙的、打死的人可多了，光我们那个营就有五六十个。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吓唬住我们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看到这种情况，我更要跑了。这种非人的待遇，我哪能在这儿待着啊。但是要逃出去实在是太难了，我只有慢慢等待机会。
不久部队调防红毛港前线，韦大卫被强行和同学分开，编入国民党陆军第80军340师，成了一个二等弹药兵，整日扛枪支弹药。虽看似平静，但在韦大卫的心里还是一直在默默地计划着自己的大逃亡。1950年10月10日深夜，国民党反共前线红毛港半岛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狂风暴雨中，韦大卫带着两个人，逃出了营地。
韦大卫：那天是双十节，他们喝了酒，还有这样那样的庆祝活动，守卫比较松懈。正好那天晚上又下大暴雨。我就趁着那个风雨声，带着两个人就走了。我们先是游泳，游了一段以后，水就很浅了，而且淤了很多烂泥。我们三个就在烂泥里爬，终于逃出去了。
陈晓楠：心里紧张吗？
韦大卫：不紧张。除死无大灾，我豁出去了，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很多人逃不掉其实就是拖泥带水。我是计划好了的，才不管那一套，既然拼命了，还考虑那么多干什么。反正我是再也待不下去了。这里没有自由，两三个人在一起说话都不允许，他都会怀疑你们是在密谋什么玩意儿。有一种人心惶惶的感觉。待在这种环境里边，有些人都傻了，也有自杀的。有一次在南部恒春那边，一个晚上自杀上吊了三十几个人，他们是集体感到没前途了，没希望了。这帮人是笨蛋，受不了你不会跑啊，不会换地方啊，自杀顶什么用呢？
第二天凌晨，三个人精疲力尽地逃入了一片漫无边际的甘蔗林。此时，80军军部已经得知三名士兵从前线“临阵脱逃”的消息，军部震怒，为整肃军纪，下令全台湾缉拿严办。
韦大卫：到处抓我们，主要是抓我，因为知道我是主谋。风声很紧，结果那两个人就害怕了，要另谋出路。他们说你目标太大，和你在一起太危险了。他们走的时候，我觉得很凄凉，躺在甘蔗田里想，天下之大难道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吗？那片甘蔗田很宽、很大，人进去很难找到。我就钻在里边，不急着走。我想他们抓我正是抓得热闹的时候，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先在甘蔗田里住下来。住在那儿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愁没有吃的，我渴了就吃甘蔗、喝溪水，饿了就挖地瓜、到河沟里去捞鱼烤着吃，我带了一盒火柴。
陈晓楠：那会儿觉得自己肯定能走出去吗？
韦大卫：我反正就是闯吧，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白天我是不行动的，怕被发现。晚上如果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我就往南走。我给自己做了一个军事化部署，每天晚上我自己顶多移动3公里。每次往南走的时候，我都是用很轻的步子慢慢移动。我总共在野地里生活了21天。
陈晓楠：那20多天觉得过得特别漫长吧。
韦大卫：嗯，没有我一个立足之地，很孤独、很凄凉。还好后来我遇到了一条小狗，然后很快就和它熟悉了，它每天都来找我，白天不来，一般都是晚上来。来了我就给它吃瓜，又带它玩，带它游泳。有它陪着我，才觉得没有那么孤单。
不久，有个老头来找我，他就是小狗的主人。他问清楚我的情况以后，就请我喝酒。他还叫他儿子替我打听情况，看外面对我是怎样通缉的。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真的很怀念那个老人家，他是看瓜田的，很老了。在那种艰难危险的情况下，有一个人那么关怀我，对我那么好，你说我怎么能忘记呢？我连那小狗都还记得。
躲过了最初的严密追捕，韦大卫来到屏东，投奔一个和他一起被骗到台湾的同学。在同学的帮助下，韦大卫找到一份绘图员的工作，有了稳定的生活。但韦大卫回家的念头并没有消失，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渐强烈。两年后韦大卫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海军士官学校。
韦大卫：我考海军的目的特简单、特明确，就是为了回大陆。我发过誓一定要回大陆。只要我发过的誓，我就一定会做到。我是被他们骗到台湾去的，所以我一定要回去，我要回家。我从来没想过就这么踏踏实实在台湾待下去。那时候陆军还在追我。但是国民党腐败着呢，他们互相不通气，就是通气，空军也不管陆军的事，这个人我想要就留下他，我才不会把他交出去。
陈晓楠：您是个行动派。
韦大卫：因为你光是自己在那儿想也是白想，没用。想办法回去才是正经事。长吁短叹啊什么的我是不会的，我就是想办法。我也不靠别人，就靠我自己。有些人认命了，觉得没办法了，我不是那样，我比较独特，我就是要抗争。
海军士官学校毕业后，韦大卫被分到“永泰号”军舰。然而进入海军后，他发现这条从海上回家的路并不好走，他数次返回大陆的尝试都在无奈中放弃。当时的台湾，虽然到处充斥着“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胜利”的口号，但韦大卫却看不到回家的日子。思乡成了他心中挥不去的伤痛。
韦大卫：有一年中秋节，海军的同学邀请我到他家过节。我不去，一个人拿了一瓶酒跑到员山，到山上去喝酒。因为我思念母亲，特别想她。那会儿也没个人能让我倾诉心里的事，不能说出来我就唱出来。我喜欢唱那些想念故乡的歌，像《里宗河》《白云故乡》我都爱唱。我还爱唱《嘉陵江上》《黄河大合唱》，有些歌是那里禁止唱的，但是不准唱我偏要唱，同学们也都欢迎我唱，指名就要我唱这个歌。
陈晓楠：您还记得《白云故乡》的词么？
韦大卫：记得。“层云的后面，便是我亲爱的故乡……海水茫茫，白云苍苍；白云苍苍，海水茫茫，回故乡吧……”
当年退守台湾的老兵究竟有多少？至今也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有人说是50万，也有人说是100万。不过唯一可以确信的是，他们当初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回家去。
“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这几乎是每一个士兵早晚必喊的口号。可是时光无情地逝去，口号声弱了，家的形象也模糊了，回家的梦然而在这几十万人中，韦大卫无疑是个异数，他的梦想或者说他的誓言似乎丝毫不受外界的影响，似乎丝毫不会被现实的渺茫所改变。他就是要回家，回到家乡。
当海军既然没有回家的希望，绝不无望等待的韦大卫马上决定采取新的办法。既然水路不通，那就走更快捷的空中通道。1952年韦大卫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但是海军不同意他去，韦大卫不得不再次选择逃跑。
经历了数月忐忑不安的等待后，韦大卫进入空军军官学校学习飞行。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但就在他即将毕业，准备驾机出逃时，却因为始终拒绝加入国民党，并带领学员抗议校方的不合理规定，被空军列为共产党嫌疑人员，遭到逮捕审讯，三个月后才被释放。
▲在国民党空军时的韦大卫
之后，韦大卫来到台北，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后又到美国军事顾问团当了一名割草工。因为能力突出，他很快当上了垃圾社主管。靠买卖美军基地的“垃圾”赚了一笔钱后，韦大卫用钱活动进入了台北飞行社，当上了一名飞行教官，开始了他再一次的逃亡计划。最终韦大卫把目标锁定在了蒋纬国的旅游专机上。
韦大卫开始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他利用飞行多次侦察地形，规划了数条逃亡路线，并把相关的海陆地形牢记于心，反复推演。同时，他出手阔绰，广交朋友，很快就成了松山机场一个有名的人物。利用这样的身份，韦大卫成功配制了一把蒋纬国专机的钥匙。
▲如今的松山机场
韦大卫：这架飞机管理很严格，维修人员、警卫人员和飞行人员都是专门指定的。别人都不能飞，连靠近都不能。我从来没有飞过这种飞机，也不了解情况，就想办法把相关资料找来看，了解这种飞机应该怎么开怎么用。
陈晓楠：全靠看图纸，都是纸上谈兵的东西。这是多难的事啊。
韦大卫：路是人走出来的呗，敢于冒险就有成功的希望。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以后，我就等天气，阴雨天气。那飞机尽管速度不慢，但是比起喷气式来还是慢了，喷气式战斗机很容易把我打下去。但是如果是阴雨天，战斗机起飞就有难度。虽然我起飞也有难度，但是我只能靠天气帮忙。
1956年1月6号天气预报，第二天小雨多云，符合我的要求了，我决定1月7号就走。头一天晚上，我和两个朋友到台北一家歌舞厅玩，我照样喝酒，照样跳舞，玩了一个通宵。我当时心想，反正明天一早就玩命了，能玩过去就玩过去，玩不过去就拉倒呗，今天晚上先高兴高兴吧。凌晨六点的时候，我们从歌舞厅出来，叫了个出租车就到机场去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就去了。
▲韦大卫（中）和梁枫（左）、翟笑梧（右）
陈晓楠：您不能在正常的跑道上起飞，天气又是恶劣的天气，而且机场边上都是高射炮，去之前有多大把握？
韦大卫：根据我的技术准备情况，这飞机我可以操纵，但是有没有绝对成功的把握，我不敢说。可能你会觉得我在做一件异想天开的事，但是我就喜欢干这类的事，这样才有意思。
和韦大卫所酝酿着的危险计划相比，他的那种淡定和轻松着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其实韦大卫虽然说得潇洒，他也并不是一个一时冲动的鲁莽之人。实际上在之前的几年间，韦大卫几乎每一天都在为这个惊人的飞行秘密做着细致周密的筹划。因为他从七年前踏上台湾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自己心里暗自下了决心，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要回家去。
陈晓楠：你们是怎么上飞机的？
韦大卫：我到停机坪叫警卫把飞机给我推出来，我说我要试车。因为我在那儿的身份地位，他觉得试车没问题。而且他也不懂，他是陆军的。等他把飞机推出机库，我检查了一下没有问题，就打发他到值班室去喝咖啡、看报纸。然后让我那两个躲藏在暗处的朋友上了飞机。我的钥匙是自己配的。第一次顺利地开开了，他们上来以后我却一直开不开，一看钥匙拧弯了。我就又让他们两个隐藏起来，然后回到值班室，把钥匙敲敲打打，这么弄弄那么弄弄。警卫一直在看报纸，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等我修好钥匙以后，我再上飞机，一开就启动了。当时，马上发动起来，“哗啦哗啦”……声音非常响。那个警卫员开始倒没什么，后来一看我两个朋友慌慌忙忙上飞机了，他开始觉得不对劲，就出来说，干什么呢你们？我不理他，一等他们两个上来，我就滑动飞机。警卫马上掏出枪来打了，但是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没有进入机场的通行证，我只好从停机坪起飞。停机坪的距离很短，而且路上修修补补的，插了很多小红旗。我就短程起飞，把机翼放下来，加大油门松刹车，这是一般人不敢做的高难度动作，比较危险。我踩着刹车加足马力，然后一松开，飞机就滑出去了。但是距离太短了，而且路不平，飞机扭来扭去的，速度不够快。我不管了，那时侯已经到了停机坪尽头，我就一下子把飞机拉起来。
飞起来以后塔台马上知道了，“谁从这里起飞？赶紧回场落地！”我说：“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他们一听，非常紧张。马上换了一个女的跟我说，你年纪轻不懂事，不要受坏人利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回来，原谅你什么的。我说，你们都骗了我七年了，我还听你们的？我就唱歌，拿话筒唱歌给他们听。
这时，桃园、新竹的空军基地，四架一级战备的F-86喷气式战机得到警报，紧急起飞拦截。美国第七舰队的军舰雷达也进行了搜索，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国军的F-86战斗机
▲美军弗莱彻级驱逐舰，太平洋战争中的主力战舰。
经过一个多小时左躲右避、惊心动魄的飞行。时隔七年，韦大卫再一次看到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的大陆海岸线。他通过无线电试图和大陆方面取得联系，但因为双方无线电都是保密的，互相不知道，联系始终没有成功。
考虑到福州作为前线，防空火力强大，快到福州时，韦大卫决定改航南下到泉州。泉州方面已经得到警报。因此，韦大卫一进入泉州，就遭到了高射炮的攻击。
▲泉州湾地区
两发炮弹在身边爆炸，飞机被晃得摇摇欲坠。韦大卫为了躲避炮弹，只得钻进云层。但只要他从云层里出来，就会受到猛烈的炮火袭击。为了和地面取得联系，表明来意，韦大卫只好穿出云层，冒着密集的炮火摆动机翼，这在航空界的意思是有困难或者要投降，没有敌意。当时的部队不明白，依然进行攻击。
此时，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已经接到一架台湾飞机侵入泉州的报告。根据这架飞机的古怪行踪，叶飞将军判断可能是一架起义飞机，当即下令，如果它一直朝内陆飞就停止射击，如果返回就坚决击落。
叶飞
韦大卫：我福至心灵，就一直往里飞，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他的命令。还好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每一次判断都是对的。往里飞以后，高射炮不打了。可是地面的部队，在野外的那些解放军没接到命令，他们的机关枪、步枪都一齐打过来，我被他们打得很厉害。
陈晓楠：你在上面都能看得很清楚是吧？
韦大卫：看得见，那时候漫山遍野全是解放军。福建那地方山多树多，没有平地更没有机场，打得那么厉害，我想不行，不落不行了，我就找地方落地。后来我找到一条大车道。那时候正在下雨，那大车道尽是烂泥，落下去也挺危险的，但不落不行，要是飞机被打下来不是太冤枉了吗。解放军在树林里打我，我从他们头顶上擦着树梢就下来了。因为是烂泥，踩刹车没有用，飞机就在烂泥上滑，快滑到尽头的时候，出现了一座桥，飞机是过不去的。眼看着飞机离那座桥越来越近，我们当时头脑一片空白，就等着机毁人亡。但是实在是太幸运了，马上就要撞上的时候，飞机停下来了。
[幸好我没飞福州，后来我在北京见到吴宝智，他就是当年带队飞我的中队长，1961年到大陆拍照的时候跳伞被俘了。他告诉我，有两架F-86在我起飞20分钟后就到福州上空等我了。我往南飞到泉州。泉州湾的渔船很多，但是地面上空无一人，我意识到，这里肯定发警报了。果然，一进泉州湾，高射炮劈里啪啦就上来了。落地之后，他们告诉我，总共朝我打了270多发炮弹]
▲驾机起义迫降在福建南安县的塞斯纳170飞机
陈晓楠：着陆的那一刹那是什么感觉？
韦大卫：我跟他们说，哎呀，好像是场梦一样啊，咱们总算是回来啦。我说下飞机吧，咱们别做出什么过激的动作啊，叫我们举手，我们就举手。一下飞机，第一眼就看到当地的农民渔民欢呼着跑过来，跟我握手拥抱，搞得挺热闹。我当时心里就放心啦，大陆是欢迎我的。
他们还送衣服、鞋啊什么的给我。一开始我觉得这些东西挺土的，不愿意穿。有个干部还告了我一状，说韦大卫拒绝穿解放鞋。解放鞋不就是胶鞋吗？我说我不要，我有皮鞋，我不穿它。但是后来我也穿了。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迎接我的老乡有的还很想念我，有时候还会派他们的子女到北京看我，欢迎我再到他们那儿去。
▲韦大卫（左四）、梁枫（左二）、和翟笑梧（右二）落地后，解放军战士给他们披上军衣。
从台湾到大陆的航程原本只需45分钟，但1956年1月7日那天，韦大卫用了整整两个小时。后来他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次特殊的飞行：九死一生。两个小时的飞行，每一秒钟都惊心动魄，它被写进了台海的历史。
韦大卫的归来受到了大陆方面的热烈欢迎。当天中午叶飞将军就设宴接见。下午他们被送往福州，第三天他听到了已经七年没有音信的家人的声音。很快，韦大卫就回到了广西桂林。
韦大卫：我很佩服共产党，这些工作做得很好、很快。他们听我说我是广西人，马上就去查，找到我父母亲、我妹妹。第三天我妹妹就打电话给我啦。我原来以为我家里人都不在了，因为台湾说大陆南方人迁到北方，北方人迁到南方了，所以我都没想到能这么快见到家人。回家一看，好家伙，来了不少人，有一二百人吧，至少有六七十个是我的堂弟堂妹。那些人我都不认识，我离开家的时候他们都还没生呢。
陈晓楠：家里人第一次听说你回来的消息，而且是以这种方式回来的，他们是什么感觉？
韦大卫：狂欢啊。我祖父说，我就知道这小子他有机会是一定会回来的。他知道我爱干这个事。我妈什么也没说，就抱着我哭，她也很老了。
韦大卫驾机归来，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被邀请到各地做报告，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也相继接见了他。很快，韦大卫被安排到北京工作，成为一名隶属空军的中国民航的航空驾驶员。
▲韦大卫担任中国民航的航空驾驶员
陈晓楠：这些热情的招待是你当时驾机归来没想到的吧。
韦大卫：没想到，当时命有没有都还不知道，哪敢想这些呀。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待遇。周恩来接见我的次数最多，因为他经常到首都机场送往迎来。有时候是我找他，有的时候是他找我。
有时候他去机场迎接外宾，外宾没有及时到达，他就说韦大卫同志在不在？就把我找来了。
陈晓楠：他一般会跟您聊什么呢？
韦大卫：聊的就多了。文化大革命快要开始的时候，他两次找我，送给我《毛泽东选集》四卷。他说你呀，你不理解运动，群众也不了解你，你就不要介入运动了，我给你安排到西安去学习。我说总理，我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不去，我就在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他摇摇头就没说什么。第二次他又找我，我很感动。我说总理啊，你那么忙，还老惦记着我这事，好吧，我去吧。其实我明白他是担心我这个性会闯祸，才让我去西安。
这时，韦大卫已经成家，有了两个女儿。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韦大卫离开北京到西安“学习”。但数个月后，当他得知有人写大字报说他历史有问题时，性格暴烈的韦大卫即刻返回了北京，打算斗争到底。韦大卫跟写大字报的人斗得很激烈，他也写对方的大字报，因为他坚信自己没有问题。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1968年3月14日，吴法宪批准将“731驾机叛国投敌案”首犯韦大卫正式逮捕，关进东北某看守所。
韦大卫：我被关了三年，家里人一直不知道我的下落。在那儿我经常遍体鳞伤，被打断了两根肋骨。两根肋骨呢！打得我吐血一年多，左耳朵也打坏了。但是我只要手脚能动我就跟他们对打，拼命地打，我没有不还手的。
陈晓楠：提审你肯定是一群人吧，你还敢还手？
韦大卫：他们是一群人，一个两个人不敢来，他们知道我要还手的。有一次半夜三更不知道什么原因，五六个人吧，进去打我一个。我那儿有床啊，我就站在床上拿脚踢他们。后来我也没吃亏，他们被我踢了好几下。其实我要是嘴软点就可以少吃点苦，但我是不会屈服的，我一定要还手。有时候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们把我往牢房一扔，就扔在地板上。我说小子，我只要养足精神我还跟你们斗。后来我出来以后，那帮人有些请调，有些长期请病假，有些是见了我就跑，实在躲不过了见到我就敬礼。
陈晓楠：他们知道您是硬骨头。
韦大卫：他们佩服得不得了。我专门跟他们作对。早上那个看守一吹哨子让起床，一喊起床大家都得起来呀。我说再睡一会儿，不着急，我就跟他们捣乱。我还经常大喊大叫大唱，想到什么就唱什么，《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啦这类的草原上的歌曲我也喜欢唱。
陈晓楠：那时候还有心情唱歌吗？
韦大卫：有，我在那儿唱，有时候看守来，说你回去，干吗唱外国歌啊？我说哪个国家的歌我不可以唱？我说我觉得好听的歌，我喜欢唱我就唱，我就要唱。唱了歌心里能舒坦点、亮堂点，你们不让唱我也得唱。后来我争取到的合法权利是一天可以唱半小时。我不同意，我说上午半小时下午半小时才可以。他说你唱歌我们要把小窗子关上。我说那可以，我就每天唱。后来他们说，别看韦大卫不听管教什么的，唱歌唱得还真不错。有些人出来说，韦大卫疯啦，在里面还唱歌啊，骂人哪，打人哪。他们想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还有心情唱歌，一定是疯了。
入狱后，韦大卫就不断地给中央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1971年，专案组突然以组织名义宣布韦大卫不够资格享受家庭幸福，强迫韦大卫的妻子薛莲莉跟他离婚。韦大卫愤怒之下说出去以后还要对着干，专案组却告诉他一辈子也出不去了。
专案组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着韦大卫。说这话的人一定不了解韦大卫的个性，多年前他从戒备森严的台湾陆军军营里跑出来，一个人在野地里走了21天。后来他执意要从海军调到空军，一介小兵竟然敢当面顶撞台湾的海军总司令。而他那一次在很多人看起来近乎疯狂的不可思议的驾机行动也是举世震惊。
韦大卫从来不认为自己需要接受安排给他的命运。很自然的，这一次他再次想到了逃离。1972年韦大卫被转移到北京丰台的一所监狱。在这里关押了两年后，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越狱。他要到中央去申诉，他要自己救自己。
陈晓楠：这次又是谋划了很久吗？
韦大卫：谋划了有好几个月吧。那个监狱守卫很森严，它是两层院子，还有高墙，人是爬不上去的，只能从上往下跳。上面还有个瞭望楼，有十来米高，有看守拿着冲锋枪在那里看着。但是他总要下来呀，我的打算就是等他下来的时候，我就跑上去往下跳。如果我动作够快的话，就有机会出去。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我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所以我就跟看守要求到监室外参加劳动。我一向是不服管教的，现在居然要积极表现，他们很快就同意了。但是他们对我是很忌讳，知道我这个人敢干，也不放心。所以每次劳动都要派一二十个看守在周围围着我，看着我劳动，根本没机会跑。但我也不灰心，慢慢找机会。每天按时出工收工，老实劳动。一个月后，他们放松了对我的看管，撤掉了好多看守，只留三个人看着我。我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走了。已经十月底啦，我平时穿一件黑毛衣，里面藏了一件蓝色的中山服。原来也不戴帽子，快要走的时候我就把帽子藏在衣服里。
陈晓楠：这时候的心情和当时在台湾逃跑的心情一样吗？
韦大卫：差不多，但是我在这里跑困难更大。只要被他们发现，就会开枪打死我，而且从高墙上跳下来太危险了，十几米高，而且有电网，但是我不怕。1974年10月30号上午，三个看守押送我去检修暖气管道。我在那儿劳动，三个看守中的两个在聊天、抽烟，有一个去拿工具了。我一看那上面那个警卫下来了，不知道他是上厕所还是干什么。我就躲过他们两个，从后面绕过去，上了瞭望塔。到瞭望塔以后，我毫不犹豫地就跳下来，落在了电网的两边，站起来以后我就一翻身，迅速冲进一片玉米地。那时候监狱里边电铃已经响了，“43号跑了，43号跑了”，抓捕小组也出动了。他们以为我要坐火车跑到外地，就往丰台车站追。
我临时改变了计划，扒上了一辆开往城区方向的卡车，我要去城里。我把毛衣脱下来，帽子也戴上了，跟出来的时候样子不一样了。各地的派出所说跑掉一个重要犯人，身穿黑毛衣，光头等等，不知道我已经变样了。我是那所监狱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的逃亡者。后来他们的空军领导说，哎呀我们真佩服你呀，你是越狱专家啊。我说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呀。他们气坏了。
陈晓楠：每到一个关键时刻，每当你被逼到一个墙角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办法自己救自己。
韦大卫：对，我不靠谁，我就只能靠自己，而且一定会干，往往还就成功了，很出人意料吧。有人可能会觉得，我这一生怎么好像一直是在绝处逢生，老是在一路走，一路逃，一路冒险。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个性的一个特点，往往这样反而能成功。你要逆来顺受，叫我怎么怎么，那不行。我喜欢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被关押了整整六年之后，韦大卫终于再次成功逃脱。进入北京城区以后，韦大卫辗转来到中央某接待单位，他的情况被很快上报，叶剑英元帅亲自负责处理此案。后来韦大卫终于得到了平反，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81年，他才恢复了工作。1987年经友人介绍，他和英语教师靳玉珍女士组成了新的家庭。同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第二年一个台湾来的不速之客敲响了韦大卫的家门。
韦大卫：他说我是蒋纬国的机要秘书孟昭旭，我特地来看看你，纬国将军也很关心你。我很惊讶，说我当年把他的飞机给飞回来了，他不恨我啊？他说不恨你，纬国将军还挺欣赏你的，他也知道台湾留不住你，也觉得台湾对你不公。
陈晓楠：之前您跟蒋纬国之间有私人的接触吗？
韦大卫：没有，他是装甲兵司令，我没有做过装甲兵，从来没有跟他接触过。但我知道他跟装甲兵那些中下级军官、年轻军官关系都挺好。他是很开明、很平民化的一个人。就因为我开了他的飞机回大陆，他才关注到我这个人。
因了这个特殊的机缘，韦大卫和蒋纬国成了未曾谋面的朋友。在得知蒋纬国希望能看到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出后，韦大卫竭力促成了中央芭蕾舞团150人首次赴台演出，演出轰动台湾，蒋纬国赠书作谢。
1993年，蒋纬国再次派遣孟昭旭送了两本自己写的书给韦大卫。交谈中，韦大卫了解到，蒋纬国在台湾成立了“中华梅花之友会”。韦大卫提议将总部设在北京更有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蒋纬国很快回信表示同意，他说他一直很想在有生之年回大陆看看，希望能够走着回去，不愿意被抬着回去。蒋纬国原本打算从莫斯科回大陆，结果因病未能成行，直到去世也没能实现这个愿望。最终韦大卫没能和蒋纬国见上一面，这成了他的终身遗憾。他两次申请赴台，也都被台湾方面拒绝。
▲前排左一蒋方良、左二石静宜，后排左一蒋经国、左二蒋纬国。
陈晓楠：您自己有时候一路想来，这一辈子不断地跑，不断地逃，不断地抓住一个新的机会，不断地冒险，这个过程中您自己是什么感觉？
韦大卫：我不大听命于这个那个，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我就干。反正我没有委曲求全，没有向命运低头。我该走的道路我走了，该干的事我干了，不顾生命危险什么的，我干了而且干成了。
陈晓楠：在很多人眼中您是一个传奇人物，您自己怎么看您这一辈子？
韦大卫：说传奇也算不上。我这一辈子，我觉得也可以啦。反正该干的我干了就是了。
陈晓楠：有什么长寿秘诀吗？我看您精神头那么好，思维敏捷。
韦大卫：我觉得如果能吃、能喝、能玩、能动，能够参加这个参加那个，长命百岁是没问题的。如果老是病病歪歪的，那还不如早一点完蛋算了呢。我现在每天还都喝点小酒呢！我跟你讲，那一年我们从北京飞到西安，机舱门掉了一块，风呼呼地鼓进来。那时候正在吃饭，乘务员赶紧收拾碗筷子什么的，收到我的，我说别收别收，我还要吃呢。他们说你还吃，飞机都出事了。我说饱死总比饿死好吧，我就爱喝酒，我不管。
陈晓楠：和韦老聊天是件特别有意思的事。虽然年纪这么大了，但他还是神采飞扬，举手投足之间难掩当年的英雄豪气，说起话来也特别幽默风趣。据说韦老家里常有年轻人聚会，席间他三言两语就能把大家笑得人仰马翻。他酒量也特别惊人，二锅头在他看来宛若清水。韦老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除死无大灾。言语间是何等的率性，何等的潇洒。
如今80高龄的韦老在说到这惊心动魄的历史一幕时，早已是云淡风轻，甚至还带着一点孩子似的顽皮笑容。因为在他的人生中，驾机起义其实只不过是种种传奇中的一笔而已，他的人生并没有因为飞机的平稳降落而彻底归于平静。在不同的年代，他数度入狱，几次逃亡，几度遭通缉，也曾几度历险拯救自己。他的命运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经历着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当然，如果你相信“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那么韦大卫的人生恐怕是这句话最好的证明。
人物简介
韦大卫，1929年生于广西桂林。1949年被骗往台湾当兵。1956年1月7日驾驶蒋纬国专机起义，返回大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中央领导接见。“文革”中被捕入狱，后成功逃脱，为自己平反。“文革”结束后，相继当选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世界华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顾问、民革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