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的一天清晨，南京的細雨拂過校場，電話鈴在高級陸軍學校的機關樓里驟然響起。聽筒那端，北京來電，簡短几句便定下了學校新任政委人選——諸敏。對熟悉軍隊幹部制度的人來說，這個決定多少有些意外，因為他已經六十二歲，超過了當時正軍職幹部的常規任職年齡。
消息從總政機關傳出，先在軍中小範圍流動。有人私下議論：“幹部年輕化不是定下紅線了嗎？怎麼又破例？”議論歸議論，任命文件很快送到南京。文件落款是總政治部，兩行鋼板字格外醒目：諸敏同志任南京高級陸軍學校政治委員。
想理解這份任命，就得倒回到十二年前。1967年春，他剛擔任裝甲兵政治部副主任不久，便捲入那場席捲全軍的政治風暴。三年審查、六年勞動、三年待結論，十二年里，職務停了、組織關係停了，唯獨沒停的是年輪。一次深夜，面對鐵窗，他對老上級劉毓標憋出一句苦笑：“被關着轉、被勞動改造，總歸有一天要給個說法。”這句話日後成了他咬牙撐下去的理由。
1979年2月，中央為大批受衝擊的幹部甄別平反。諸敏的檔案被重新打開，僅用兩周便報上結論：原結論徹底推翻，立即恢復工作。這一年，他六十歲，被安排回裝甲兵科技研究院協助抓科研。老戰友拍他肩膀：“歇了十二年還有心氣回來，不容易。”他只回了倆字：“該干。”
新職才坐熱，幹部年輕化的決策就從1982年正式下發。文件規定：正軍職六十歲一般退居二線，確有需要可放寬到六十二歲。諸敏恰好踩在上限，照理說頂多再干一年。正因如此，1983年的那紙任命顯得格外醒目——不僅繼續留用，還給了一個正軍級一把手位置。
臨赴任前，他被請到北京。總政首長開門見山：“這些年，你受的委屈不小。身體還行，就再干三年，把經驗留下來。”諸敏沉默少頃，道了句實話：“擔任政委怕力不從心，能否改副職？”首長笑着擺手：“命令已下，再推就不像老兵作風，去南京，好好帶隊伍。”
1983年3月上旬，他抵達南京。校門口，老兵列隊迎接，一句“諸政委好！”讓他眼圈發熱。那天晚上，他在日記本寫下三行字：六十二歲歸隊，仍着六五式軍裝，惟願不誤人、不誤事。
此後三年，南京高級陸軍學校更新教學大綱，裝甲兵戰術課增至百分之二十。諸敏幾乎每周上一節示範課，用自己在坦克學校、科研院累積的材料改編案例。一次講到行動後勤，他舉抗美援朝戰場的坦克搶修資料，學員聽得目不轉睛。有意思的是，他常在課堂上插一句口頭禪：“紙上得來終覺淺，我挨批的教訓比這教材厚。”
1985年，軍委決定裁軍一百萬並進一步壓縮將領平均年齡。這一次，紅線進一步收緊：正軍職六十歲必須退出主崗位，特殊崗位可緩一年。諸敏已六十四歲，外界普遍認為他要離開。總政再度找他談話：“工作交接順利就可以離休。”他說：“三年前您讓我多干三年，今天時間到了，我沒理由再多站一天。”同年12月，他遞交離休申請。
1986年3月，南京梅花正盛，他穿上一套洗得發白的老軍服，輕輕關上辦公桌抽屜。值班員問：“政委，行李備好了？”他聳聳肩：“兩隻箱子，一箱書，一箱資料，夠了。”與校門衛兵握手後，他步出校門，沒有回頭。
離校那晚，宿舍的燈亮到深夜，同事整理他留下的教材草稿，扉頁上浮着一行鉛筆字：裝甲兵離不開老傳統，也離不開新血液。沒人再提他的“超齡”問題，一切像老軍人俯身整理領口那樣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