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三峽的瞿塘峽口，白帝城孤懸江心。這座如今的江中島嶼，曾在唐代見證了一場無聲的詩壇對決。
李白的《早發白帝城》與杜甫的《登高》，一七絕一七律，皆稱“第一”。千年來，人們爭論詩仙與詩聖的高下，卻鮮少細品這同地而生的巔峰之作裡，藏著怎樣的命運密碼。
白帝城從不是普通的城。西漢末年，公孫述見井中冒白煙如白龍，便藉這異象自號白帝，定城名。這看似迷信的操作，實則是古代王朝“故事包裝” 的典型，把此地變成了權力合法性的敘事策源地。
後來劉備兵敗夷陵，在此託孤諸葛亮。兩場關乎政權更迭的大戲，讓白帝城的每塊城磚都浸著歷史的厚重。它不是單純的古蹟，更像一面鏡子，照見世人的豪情與無奈。
先說李白與《早發白帝城》的相遇。公元759 年，58 歲的李白正走在流放夜郎的路上。兩年前，他因參與永王李璘幕府，在皇權爭鬥中淪為階下囚。
這位“五歲誦六甲，十歲觀奇書” 的詩仙，一生想建功立業，卻總在政治漩渦中碰壁。流放夜郎的漫漫長路，早已磨去了他的鋒芒，只餘下滿心蒼涼。
轉機來得猝不及防。當年朝廷大赦，李白重獲自由。壓抑許久的狂喜，在踏上歸途的那一刻徹底爆發。白帝城成了他出發的起點，長江成了他宣洩情緒的載體。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開篇的“彩雲間”，不是尋常寫景，是重獲新生後眼中的亮色。 “一日還” 的誇張，藏著“輕舟已過萬重山” 的輕快，那是掙脫枷鎖的暢快感。
清代王士禎曾說，李白這首詩可與王維《渭城曲》並稱唐代七絕頂尖之作。比起王昌齡《出塞》的雄渾，它多了份個人情感的瞬爆力，把七絕“短小精悍” 的優勢發揮到了極致。
短短二十八字，沒有一句廢話。景是眼前景，情是心中火，像一道閃電劃破長空，把狂喜刻進了唐詩史。這不是刻意雕琢的作品，是命運饋贈的靈感迸發。
八年後，公元767 年，56 歲的杜甫也踏上了白帝城的土地。此時的他，正經歷人生最灰暗的時刻。兩年前，靠山嚴武病逝，他失去了在成都的庇護，只好賣掉草堂，攜家東下。
一路漂泊到夔州（今重慶奉節）時，杜甫已身患糖尿病、風痺症，身體虛弱不堪。若不是夔州都督柏茂琳賞識他的才學，資助他安家，恐怕早已客死途中。
柏茂琳給了他40 畝柑林和一片屯田。杜甫在山腰搭起茅草屋，種蔬菜、養烏雞，用竹管引山泉入戶，把日子過成了“五星級農家樂”。可這份安穩，擋不住內心的悲涼。
重陽節那天，杜甫拄著拐杖登上高台。秋風呼嘯，猿聲哀啼，長江滾滾東去，落葉蕭蕭而下。眼前的蕭瑟，撞開了他積壓半生的愁苦，《登高》就此誕生。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起聯的六個意象，字字是景，句句是悲。夔門的風是急的，猿聲是哀的，連飛鳥都帶著盤旋的迷茫，像極了他漂泊的人生。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頷聯把個人悲苦融進天地壯闊。落葉是生命的凋零，長江是時間的流逝，個人的苦難在天地間顯得渺小，卻又因這份渺小更顯沉重。
頸聯直抒胸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萬里” 寫漂泊之遠，“百年” 寫年歲之暮，“常作客”“獨登台” 道盡孤獨。清代胡應麟說，這兩句“氣象高渾，古今獨步”。
尾聯“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把情緒推到頂點。白髮是愁苦的見證，停杯是病痛的無奈。整首詩八句對仗工整，把七律的格律美與情感深度完美融合。
後人稱《登高》為“古今七律第一”，不是虛言。它不像李白的詩那樣酣暢淋漓，卻像一把鈍刀，慢慢割開苦難的表皮，露出最真實的人生底色。這首詩寫成後，杜甫左耳失聰，牙齒也掉了好幾顆。
同是白帝城，同是近六旬的年紀，兩首詩卻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極端。李白寫的是“生” 的狂喜，杜甫寫的是“活” 的沉重；李白用七絕的短快，迸發瞬間情緒；杜甫用七律的嚴謹，鋪展一生滄桑。
這像極了兩種藝術流派的巔峰對話。李白是寫意畫，筆墨酣暢，一氣呵成；杜甫是工筆劃，精雕細琢，力透紙背。沒有高下之分，只是把不同詩體的可能性，都推向了極致。
兩人的人生軌跡本就迥異。李白生於碎葉，長於蜀地，25 歲出夔門漫遊，一生桀驁，連賀知章都稱他“謫仙人”。他的詩是天才的揮灑，自帶仙氣。
杜甫生於鞏縣，年少苦讀，卻屢試不第。安史之亂中，他親歷戰亂，見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的慘狀。他的詩是時代的記錄，被稱為“詩史”。
有趣的是，這兩位詩壇巨匠曾在洛陽相遇。公元744 年，43 歲的李白與32 歲的杜甫一見如故，同遊梁宋。那時的李白名滿天下，杜甫尚在起步，這份友誼成了詩壇佳話。
誰也沒想到，多年後，他們會在同一個地方，用各自最擅長的詩體，完成這場跨越時空的較量。白帝城像個公正的裁判，記下了兩種極致的生命狀態。
李白寫《早發白帝城》三年後，在當塗病逝，留下《臨路歌》的絕唱。杜甫寫《登高》三年後，在湘江的孤舟上去世，帶著未歸故鄉的遺憾。
他們的人生都算不上“成功”，卻用詩歌戰勝了時間。白帝城的江水依舊東流，可李白的輕快與杜甫的沉重，早已融進了江水，流淌千年。
後來三峽蓄水，白帝城成了江中孤島。當年李白乘舟的輕快感，杜甫登高的視角，都隨水位變化有了新的模樣。但兩首詩的力量，從未因時代變遷而減弱。
或許根本不必給李白和杜甫排座次。七絕的王座與七律的王座，本就該同時矗立在白帝城。它們證明了，詩歌從來不是競技，而是生命最真誠的表達。
當我們再讀“輕舟已過萬重山”，仍能感受到那份狂喜；再讀“不盡長江滾滾來”，仍會為那份苦難動容。這，就是兩位詩人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