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河南南陽的驕陽下。
蔣多多走出高考考場，笑得比六月的太陽還要燦爛。
周圍擠滿了焦灼的家長和神情疲憊的考生，她穿過人群時腳步輕快，不像剛熬完兩天大考的人。
母親在校門口等她，手裡握著一瓶礦泉水，問她考得怎麼樣。
她說挺好的。
那笑容讓母親心裡懸了幾個月的石頭終於落了地。
她不知道，女兒剛剛在語文考卷上，用八千字寫就了一封討伐應試教育的檄文。
作文答題區寫滿了，寫到卷子邊緣，寫到監考老師收卷時多看了她好幾眼。
那是一份高考零分的判決書，她還沒收到。
蔣多多曾經是那種會被老師反覆點名表揚的學生。
河南南陽農村出身，家中三個孩子，父親跑保險，母親在家種地兼管家務，姊姊是村裡少有的大學生。
她從小就知道讀書是唯一的出路，每天放學回家先把作業寫完才肯吃飯。
鄰居喊她出去玩，她說要複習明天的功課。
國中升中考進南陽市第八中學，當地重點，升本率高得讓縣城裡的家長擠破頭想把孩子塞進去。
她在班上成績從沒跌出過前十五名，人緣也好，同學來問題目她從不藏著掖著。
高二那年，她的數學成績開始往下掉。
她發現自己盯著大題看半天，腦子裡一片空白，眼淚就這麼掉了，急的。
她開始寫日記排解壓力，寫著就變成了寫小說。
她覺得寫字比做題目舒服太多了，舒服到讓她覺得這才是她真正該做的事。
後來她姊看了她寫的小說，也誇了幾句，建議她投稿試試。
投了，中了，報紙寄來稿費單的時候她整個人都在發光。
那筆錢不多，但足以讓她產生一個極度危險的念頭：原來人生不只有高考這一條路。
從那以後，她的早讀課全用來構思情節，上午下午的課全用來在本子上把腦子裡的故事寫下來。
同學們看了她的小說都誇她寫得好，她把這些禮貌性的鼓勵全當成了對她才華的認證。
她開始覺得自己是被應試教育扼殺的天才，但所有人都還沒發現。
語文老師看到她作文卷上寫的小說，把她叫到辦公室，說你寫東西很有靈氣，但你這樣考試是要出大事的。
她沒聽進去，反而覺得老師是體制的幫兇。
她在雜誌上讀到一篇關於國外優質教育的文章，說國外更重視培養學生的興趣和天賦。
她被那個描述擊中，像被什麼東西突然照亮了。
她開始怨恨自己為何生在一個只認分數的教育體系裡，覺得周遭的人都在死記硬背，在浪費生命。
她要替他們喊出那聲沉默的吶喊。
所以她高考那天帶著一肚子慷慨激昂走進了語文考場。
把八千字討伐應試教育的檄文鄭重其事地寫在了答案卡上。
以為這封信會像一塊砸進死水裡的石頭，激起的漣漪會改變整個湖面。
成績公佈那天，她守在電話機旁邊，心跳得比查分數的按鈕還快。
母親在旁邊站著，手指交叉攥得發白。
電話那頭的電子女音一個字一個字地報出她的分數。
母親的臉在一瞬間從期待變成空白，像是被人抽走了所有表情。
蔣多多放下電話之後沒有哭，甚至還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從容。
她把自己在考場上做的事一五一十地說了，語氣裡帶著一種她自己都沒意識到的驕傲。
媒體來了。
高考零分的標籤太醒目，太有傳播力，像磁鐵一樣把記者和攝影機全吸了過來。
起初蔣多多對這些鏡頭是興奮的，她滔滔不絕地對著記者講她對教育體系的批判，講她對因材施教的嚮往，講她希望自己的行為能成為一個推動改革的事件。
她以為自己是振臂一呼的先驅，卻發現回應她的是一句又一句的批評，還有人罵她是為了出名不擇手段的譁眾取寵。
她受不了那些聲音，揣著兩百塊錢偷偷跑到了鄭州去找讀大學的姐姐，想在她那裡躲一陣子。
姊姊勸她回去復讀，她聽不進去，又從鄭州跑到了山東菏澤，想靠自己闖出一條路來證明「不高考也能活得很好」。
沒有學歷，沒有經驗，沒有任何一家公司願意給她一份就算只是打雜的活。
她身上的錢花得差不多之後，帶著一身的疲憊和那種被現實磨得不敢再亮眼的眼神，回了家。
後來她試著外出打工，輾轉了幾年又回到村里，在父母的安排下結了婚，過起了和自己母親一樣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
她當年在高考卷上寫下的那些批判應試教育的話，其實並不是完全沒道理。
只是她當時被自己的「才華」說服了，以為那些誇她小說的同學和選中她稿件的編輯已經構成了某種確鑿無疑的認證，以為世界欠她一個不用走尋常路的特權。
但她不知道，那個給了她莫大鼓勵的語文老師還說了一句話：你寫的東西，現在只能給自己看。
她在那個被陽光照亮的走出考場的午後，以為自己剛剛完成了一場神聖的反叛。
她不知道的是，真正的反叛從來不是用一張零分考卷向世界示威，而是在拿到那張入場券之後，再用一生去證明自己的價值，遠比一場考試更遼闊。
對此，你們有什麼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