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蘭革命政權的掌權根基，牢牢綁定在「抵禦美國、以色列與西方威脅」的敘事上。自1979年革命以來，「反美抗以」從外交口號，變成凝聚內部、鞏固權力的核心工具。這套敘事讓政權擁有天然的動員力，卻也把國家拖入長期對抗的泥潭，與全球主流市場隔絕，陷入窮兵黷武的死循環。
多年來，伊朗斥巨資扶植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等地區代理人，把大量財力用於輸出影響力、製造地區衝突，而非投入教育、醫療、就業等民生領域。在西方制裁與內部資源錯配的雙重擠壓下，伊朗經濟持續惡化：通膨高企、本幣暴跌、食品價格飛漲，數百萬民眾掙扎在貧窮線以下，民生凋攢已成常態。
近期總統佩澤希齊揚公開向民眾道歉，看似反省治理失當，實則只是安撫情緒的政治表演。他清楚，政權高層從不願真正改善民生──一旦民眾富裕、生活穩定，必然會追求更多權利與自由，對專制統治提出質疑，直接動搖革命政權的統治根基。
對哈梅內伊等當權者而言，民眾的最佳狀態是掙扎在生存邊緣：為溫飽疲於奔命，便無暇思考公平與權利；既不會因活不下去而造反，也不會因活得太好而覺醒。所謂“外在威脅”，不過是維持管制的藉口；民生困境不是意外，而是刻意選擇的統治策略。
一邊用對抗敘事綁架國家命運，一邊用貧窮穩定權力秩序，伊朗的悲劇，從來不是外部製裁造成，而是權力自私選擇的結果。總統的道歉再誠懇，也改不了政權「寧要對抗穩定，不要民眾幸福」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