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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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宣帝定乎西域，元則西域、西夏、大理、吐蕃，皆入版圖……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輿圖之廣，歷古所無。”——《元史·地理志》
這段出自《元史·地理志》的記錄，非常客觀地點出了一個常被後人情緒化忽視的一個事實：“論版圖之廣闊、論對邊疆控制之嚴密，漢唐宋皆不如元。”
提及元朝，很多人往往陷入兩個極端，要么沉浸在崖山之後無中華的悲情中，把它視為中華文明的至暗時刻，要么盲目地崇拜上帝之鞭的武功。
但如果剝離開民族的情緒，僅僅從地緣政治與國家形態演變的角度來審視，我們會發現：其實元朝極有可能是中國歷史走向現代大一統版圖的決定性轉折點。
說得誇張一點，如果沒有元朝對歷史進程的強行格式化，中國極有可能會滑向歐洲模式，陷入永久性的分裂與列國並立之中，接下來老達子就分享一下自己的拙見～
差點固化的列國時代
我們先來看看，從公元907年唐朝滅亡，再到1276年南宋臨安城陷落，在這300多年的漫長時光裡，中華大地實際上處於什麼狀態？是長期分裂。
很多人習慣將遼、金、西夏視為邊患或割據政權，這是一種以中原為中心的慣性誤讀。在當時的真實地緣格局中，這些政權早已完成了從部落到國家的轉型。
查閱《遼史》與《金史》能看出來，遼人有自己的文字（契丹文）、法律和五京製度，西夏党項人創造了複雜的西夏文，並仿照宋朝建立了完備的官僚體系。
最關鍵的證據在於澶淵之盟後的外交文書，宋朝皇帝與遼國皇帝互稱兄弟，這在法理上其實承認了南北朝的並立地位。
這與春秋戰國的分裂截然不同，春秋戰國時，大家雖然打仗，但都認同自己是諸夏，頭上頂著同一個週天子。而宋、遼、金、夏的對峙，更像今日的歐洲，不同的民族主體、不同的語言文字、各自獨立的皇權法統。
如果按照這個劇本繼續演化200年，會發生什麼？
當幽雲十六州長期脫離中原，而河西走廊又被党項化，再加上雲貴高原的大理國早就延續了它數百年的法統，這些地區對大一統的認同感將徹底歸零。就像羅馬帝國崩潰後的法蘭克、日耳曼一樣，中國極可能演化成多個獨立民族國家長期共存的格局。
宋朝雖然經濟繁榮，但由於它的地緣先天不足，失去了燕雲的屏障（每次寫到燕雲都忍不住要罵一下那個兒皇帝）和西北的馬場，實際上已退化為一個內向型的局部政權，根本無力逆轉這種離心的趨勢了。
而打破這個死結的，正是元朝。
從文化中國到地理中國的破局
元朝對中國歷史最大的遺產，是它用絕對的武力，強行把即將分崩離析的板塊焊在了一起，並重新定義了中國的邊界。
在元朝之前，中國更多的是一個文化的概念，往往狹義的指代漢地九州。是元朝，將這個概念拓展為包含西藏、西域、蒙古高原在內的超大地理實體。
這裡必須擺出兩條讓大家無可辯駁的史實實錘：
1、西藏的行政化歸屬
這是元朝留下的最硬的政治遺產，不同於唐朝與吐蕃的舅甥關係（外交關係），元朝是通過設立宣政院，直接對西藏進行行政管轄。
查閱《元史·百官志》，宣政院是中央一級機構，秩從一品，掌管全國佛教事務及吐蕃地區軍政。在西藏地方，元朝設立了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這是西藏正式納入中國中央政府行政版圖的開端，此後明清兩代雖有更迭，但都繼承了這一法統。
2、雲南的徹底內地化
如果你去讀唐史，會發現南詔國經常把唐軍打得全軍覆沒。哪怕到了宋朝，趙匡胤面對大渡河也只能用玉斧一劃：“此外非吾所有也。”
雲南地區（大理國）在當時幾乎已經是一個獨立千年的東南亞王國，是忽必烈的革囊渡江，滅了大理國，並設立雲南行省。
元朝為了徹底消化這塊硬骨頭，甚至把回回人賽典赤·贍思丁派去當省長，大量移民實邊。從此，雲貴高原因而成為中國本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以說，如果沒有元朝這次不講道理的武力整合，今天的中國版圖，很可能缺少西部和西南那一大塊關鍵屏障。
制度重塑：行省制與犬牙交錯
我們都知道：打下江山容易，坐江山難。秦朝實行郡縣制，但郡縣層級太多，中央管不過來，漢初搞封國製，結果那是給自己挖坑。
面對空前遼闊的疆域，元朝搞出了一套影響至今的黑科技，它就是行中書省制度。
即使你現在翻開地圖，看著今天的省界，依然能感受到700年前元朝統治者的心機。在元朝之前，劃分行政區劃遵循的是山川形便原則，也就是以大山大河為界，山這邊是這個州，河那邊是那個郡。
這樣劃分管理方便，但有個致命bug：地方割據容易。一旦天下大亂，軍閥守住關口、切斷渡口，就能關起門來當土皇帝，比如劉備入川就是典型。
元朝人為了防止地方造反，反其道而行之，搞犬牙交錯，這在《元史》和後來的歷史地理研究中有極多體現，最經典的案例就是漢中。
從地理和文化上看，漢中盆地無論怎麼看都應該屬於四川（蜀地），翻越秦嶺極其困難，但在行政劃分上，元朝硬是把漢中劃給了陝西行省。
後果是什麼？
陝西行省想要造反，必須跨越秦嶺去控制漢中，難不難？四川行省想要割據，失去了漢中這個北大門，門戶大開，中央軍隨時可以從陝西沖下來滅你。
同樣的手法也用在了江浙與嶺南，元朝將長江以北的部分地區劃入江浙行省，打破了劃江而治的可能性。
這種以北制南、以山制險的行政劃分，雖然在經濟和文化上造成了割裂，但在政治上，它從根源上粉碎了地方依靠地理險要進行長期割據的可能性。
這就是為什麼元朝以後，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唐末五代那種長期的藩鎮割據。
行省，全稱行中書省，意思是中書省（中央政府）派出去的機構。它不是地方自治實體，而是中央的手腳，這套制度，被明清兩代沿用，直至今日。
京杭大運河的截彎取直
一個統一的國家，不僅需要政治上的強權，更需要經濟上的死鎖。
元朝定都大都（北京），面臨一個巨大的問題：北方的糧食養不活龐大的朝廷和駐軍，必須依賴江南。
隋唐大運河雖然也連接南北，但它是以洛陽為中心的人字形，繞道河南。對於定都北京的元朝來說，這條路太遠、太費錢。
於是，著名的科學家、水利專家郭守敬登場了。據《元史·郭守敬傳》記載，他主持修鑿了通惠河，並對運河進行了大規模的裁彎取直，讓運河不再繞道洛陽，而是從杭州直通北京，這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京杭大運河。
與此同時，元朝還開創了海運漕糧的歷史。朱清、張瑄（海盜出身的官員）主持的海運，每年將數百萬石糧食從江南海運至直沽（天津）。
這種經濟大動脈的重塑，造成了一個不可逆的結果：政治中心（北方）與經濟中心（南方）形成了深度綁定。
北方離不開南方的糧餉，南方離不開北方的國防保護。這種地緣經濟上的互補與依賴，成為了維護大一統最深層的壓艙石。
老達子說
我們回顧元朝，並不是要為它的殺戮洗地，更不是要歌頌等級森嚴的四等人制。元朝的統治充滿了野蠻與粗糙，這也注定了它的短命（不足百年）。
然而，我們得感謝這個野蠻人，因為是它撞碎了所有的瓶瓶罐罐，才讓後來的建設者有機會重塑一座大廈。
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雖然他口號喊的是“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但在國家架構上，明朝卻是元朝最忠實的繼承者。
朱元璋全盤照搬了元朝的行省制度（雖改為承宣布政使司，但實質未變），他繼承了元朝對西藏、雲南、東北的領土聲索，他甚至沿用了元朝的戶籍制度（匠戶、軍戶）。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雖然一生抗清，但在評論歷史時，也隱晦地承認了這種大一統格局的由來。元朝就像一台無情的推土機，它推平了五代遼宋金夏以來形成的層層隔閡，消融了各個政權之間的邊界。
如果沒有元朝，中國歷史的走勢很可能在宋朝那個節點分叉，走向類似歐洲的列國體系。是元朝，用鐵與血的強製手段，為中華大一統打造了一個堅硬的地理和製度外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