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的名字在基督教世界裡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但他生命中最後一段傳奇，卻發生在遙遠的東方古國印度。
他的死，讓一段極有可能改寫世界宗教格局的歷史戛然而止。
如果，只是如果，那支標槍沒有刺中他，或者說他沒有那麼早離世，那麼今天我們所熟知的基督教世界，它的重心、它的神學思想，甚至它的全球版圖，都可能會是另一番模樣。
這個人，就是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使徒托馬斯。
從“多疑”到“遠行”
在正式進入我們的“歷史假設”之前，我們得先搞清楚，托馬斯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你可能聽過一個詞，叫“多疑的多馬”（Doubting Thomas），這個稱號說的就是他。
在《聖經》的記載裡，當其他門徒告訴他耶穌已經復活時，他的第一反應是不信。他說，除非我親手摸到他手上的釘痕，探入他的肋旁，我絕不相信。
你看，這是一個非常理性、非常講究實證的人。他不是那種別人說什麼他就信什麼的盲從者。但也正是因為這種性格，一旦他被說服，他的信仰會比任何人都要堅定。
當他最終見到復活的耶穌，觸摸到那傷痕時，他喊出了那句“我的主，我的神！”，自此，他的懷疑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要把福音傳到天涯海角的巨大動力。
而他選擇的天涯海角，就是當時的東方世界。根據非常悠久的教會傳統和諸多歷史學家的研究，大約在公元52年，也就是耶穌受難後不到二十年，托馬斯就通過當時繁忙的羅馬-印度海上貿易路線，抵達了印度的馬拉巴爾海岸，也就是今天的喀拉拉邦一帶。
這可不是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這是一場深入未知文明腹地的偉大遠征。當時的印度，有著自己根深蒂固的宗教體系和哲學思想，比如印度教和佛教。一個外來的信仰想要在這里扎根，難度可想而知。但托馬斯做到了。
他深入民間，據說還學會了當地的語言，在當地的猶太人社群和印度人中傳教。
根據印度當地的傳統說法，他成功地讓一些婆羅門貴族都接受了信仰，並建立了七座半教堂，這些教堂的舊址至今仍是印度基督徒的朝聖地。
這些最早的信徒，構成了印度最古老的基督教社群，他們至今仍然自豪地稱自己為“聖托馬斯基督徒”（Saint Thomas Christians）。
他們就像一顆被托馬斯親手種下的種子，在南亞次大陸上悄然發芽。這一切都說明，托馬斯的東方事業，開局非常順利，他不僅成功地將信仰的種子帶到了東方，還讓它在一個完全異質的文化土壤裡生根了。
可就在這顆種子即將長成大樹的時候，意外發生了。
傳說與殉道
托馬斯在印度的傳教事業蒸蒸日上，然而，他的成功也激起了當地一些傳統宗教勢力的敵意。他們的信徒被吸引走了，他們的權威受到了挑戰。
於是，一場針對托馬斯的陰謀開始醞釀。
根據流傳最廣的傳統記載，時間來到了公元72年。此時的托馬斯已經年事已高，但他依然不知疲倦地在印度各地傳教。當他來到今天印度欽奈市附近的“聖托馬斯山”時，悲劇發生了。
在他祈禱的時候，一群被煽動的反對者用標槍將他刺死。他的生命，就此定格在了這片他深耕了二十年的土地上。
這種說法，將他的死定義為一次殉道（martyrdom）。他是為了信仰而從容赴死，他的血，成為了澆灌印度教會的養料。這是絕大多數歷史文獻和教會傳統的共識。
不過，關於他的死，歷史上還流傳著一些別的版本。比如，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裡就提到過一個傳說。
說托馬斯是在一個偏僻的地方隱修祈禱，當地一個土著在打獵射孔雀時，一箭射偏，意外地射中了托馬斯，導致了他的死亡。
雖然這個“意外說”並非主流，但它同樣指向了一個核心事實：托馬斯的死，是突然的、非正常的，他的事業是被強行中斷的。
無論是蓄意的謀殺，還是不幸的意外，結果都是一樣的，那位唯一在東方建立根據地的耶穌直傳弟子，突然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
他的死，讓剛剛在印度站穩腳跟的早期基督教會社群，瞬間失去了他們的創始人和精神領袖。
這就像一支正在遠征的軍隊，突然失去了總司令。群龍無首的聖托馬斯基督徒們，只能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下，艱難地維繫著自己的信仰。
而一段原本可能更加波瀾壯闊的歷史，也在這裡打上了一個巨大的問號。
如果托馬斯沒有死
回到公元72年的聖托馬斯山，我們假設那支致命的標槍射偏了，托馬斯安然無恙地活了下來。
他繼續在印度傳教，再活上十年，甚至二十年，歷史的軌跡會發生怎樣驚人的偏轉？
一個強大的東方基督教中心將會崛起。
托馬斯是耶穌的親傳弟子，這在早期教會中是擁有至高無上權威的身份。如果他能再多活二十年，他完全有時間去系統地鞏固和發展他在印度建立的教會。他可以親自任命和培養更多的本地主教，建立起一套獨立自主的教會管理體系。
他可以指導信徒們將《聖經》翻譯成泰米爾語、梵語等本地語言，甚至建立起世界上第一批神學院，專門研究如何將基督教思想與印度深邃的哲學進行對話和融合。
這樣一來，印度教會將不僅僅是一個偏遠地區的信仰飛地，它會成長為一個與羅馬、亞歷山大、安條克等西方基督教中心平起平坐的東方基督教中心。
其次基督教的東傳路線圖將被徹底改寫。
印度自古以來就是連接東西方的貿易和文化樞紐。如果托馬斯在印度建立了一個穩固而充滿活力的基督教大本營，那麼這裡必然會成為向更東方傳播信仰的“前進基地”。
沿著古老的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來自印度的傳教士們，可能會比歷史上著名的“景教”傳教士早幾百年就抵達中國。
基督教與中華文明的第一次相遇，可能不是在唐朝，而是在漢朝末年或者三國兩晉時期。
而來者也不是被西方教會視為“異端”的聶斯托利派，而是擁有使徒托馬斯直傳血統的東方教會。這樣的相遇，起點更高，傳承更正統，它在中國社會引起的文化反應和融合過程，或許會與我們所知的景教歷史完全不同。
甚至，我們今天熟悉的佛教東傳史，都可能會多出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從而整個“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將被顛覆。
我們今天一提到“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腦海裡浮現的總是歐洲，是羅馬教廷和君士坦丁堡的牧首。這是因為在歷史上，基督教的重心和話語權一直牢牢掌握在歐洲人手裡。
但是，如果一個由托馬斯建立的、擁有使徒傳承的、龐大的印度教會存在，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它將成為製衡西方教會的一股強大力量。當中世紀的羅馬教廷日益強大，試圖掌控整個基督教世界時，來自東方的印度教會完全可以說“不”。他們會說：“我們的信仰直接來自使徒托馬斯，我們不需要聽從你們的號令。” 歷史上著名的東西方教會大分裂，可能就不再是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兩極對抗，而會變成三足鼎立的複雜局面。
甚至，一個強大的東方極點的存在，可能會迫使西方教會更加謙卑和包容，從而避免大分裂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