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10日凌晨，上海魯班路一棟老式公寓的燈徹夜未滅。外面正飄著秋雨，屋內卻彷彿凝固了空氣。李敏望著電話機，手心全是汗，她知道，再遲遲不說，母親遲早會從收音機裡聽到噩耗。前一天，毛澤東的逝世已在北京公佈，全黨全軍舉哀。可在千里之外的賀子珍，消息仍被女兒們小心捂著。
賀子珍起床後，照例坐到靠窗的藤椅上。她的身體虛弱，精神卻敏銳，注意到女兒神色慌張，輕聲問道：“出了什麼事？”李敏低頭片刻，才把口罩摘下，聲音發抖：“爸爸走了。”十二個字擊穿了整間屋子。賀子珍先是呆坐，眼裡沒有淚，像是在倉促翻找記憶。牆上的掛鐘嘀嗒作響，每一下都拔動傷口。半晌，她只冒出一句：“怎麼會？”
那是她始終繞不過去的疑問。自三十年代長征分離後，兩人見面屈指可數，信息也多半通過組織渠道轉達。她記得延安時醫護告訴過自己，主席的身體底子好。如今驟然得知噩耗，本能地排斥現實。沉默持續了足足一刻鐘，她突然抓住女兒的手：“快聯繫一下葉飛同志。”
李敏一愣。葉飛是福建時期的紅軍戰友，閩浙贛根據地一起鬧革命的伙伴。母親多年與外界往來稀少，為何第一時間想到他？李敏不敢多問，撥通總機，請對方轉交通部部長辦公室。那頭很快傳來葉飛乾脆的應答。通話不到兩分鐘，賀子珍只交代兩句話：“要注意安全；有事及時通報。”——短短十四字，卻透著戰場年代才有的警戒味。
到底在擔心什麼？還得把時針往前撥。 Cultural Revolution 期間，賀子珍長期住院修養，外界局勢她了解有限，但零星聽聞的軍內動向令她警惕。葉飛曾任福州軍區司令員，對東南海防要塞熟稔。主席病危階段，京城氣氛緊繃，高層人事並不平靜。賀子珍深知，最高統帥離世往往伴隨新一輪權力洗牌。她無法參與核心決策，卻本能地想提醒老戰友謹慎行事。
電話掛斷後，李敏端來溫水。賀子珍喝了一口，眼睛第一次泛紅。那不是單純的喪夫之痛，更像對風雨將至的擔憂。此刻她想到的不只是自身，而是那些生死與共的戰友，他們共同走過血火，轉眼已至暮年，卻依舊可能被時代激流裹挾。
北京方面隨後寄來治喪委員會的正式通知，邀請賀子珍前往首都弔唁。醫生考慮她舊傷未癒，勸暫緩遠行。李敏與孔令華商量後，決定留在上海陪護。對外界，他們遵從組織安排，不多發聲；對家中，則盡量保持平靜生活節奏。可夜深人靜時，賀子珍總會翻看舊照片——1931年瑞金留影、1935年越過雪山時的合照、延安窯洞前稚氣的子女，那些灰白畫面像放映機，一遍遍閃回。
有意思的是，她並未沉溺於回憶。 10月底，身體稍穩的賀子珍要求醫生製訂康復訓練表。她說得很直接：“不能一直躺著。”醫務人員最清楚她的病歷：右腿傷殘、長期營養不良、間歇性抑鬱。按常理需要靜養，可她堅持每日步行至少五百米。街坊都看見，這位戴舊軍帽的老太太在弄堂來回踱步，步子沉，卻穩。
李敏後來回憶，母親那股韌勁與長征歲月如出一轍。 1935年雪山草地，賀子珍傷口化膿，仍把搶來的鹽水塞給其他傷員；41年蘇聯醫院，她忍痛做剖腹產，照樣把奶水讓給難民嬰兒。此刻，重拾行走對她意味著一種精神宣示：戰友走了，路得接著走。
1976年11月，全國各地掀起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新高潮。上海市婦聯邀請賀子珍出席“革命傳統與青年使命座談會”。組織者原本只是試探，她卻爽快答應，唯獨提出一個條件：不安排正式發言，只與青年面對面交流。會場在工人文化宮，座位按姓氏拼音排序，賀子珍被排到中間。她拄著拐杖緩緩走上台，現場掌聲驟起。主持人致辭後，她僅說了三句：“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難。大家好好乾。”隨後便坐下。簡單直接，卻讓許多青年工人紅了眼眶。
與此同時，李敏仍在密切關注母親與葉飛的通信。信件大多由組織轉送，內容不涉及機密，只聊身體狀況和讀書心得。葉飛在信中提到，福建沿海建設需要加速，考慮向港口深水化要效率，順帶請賀子珍提供當年蘇區動員婦女支前的經驗。賀子珍批註：“群眾路線，百試不爽。”寥寥數字，點明思路。
1977年春，賀子珍的康復已進入穩定期，醫生建議減少鎮靜劑。她把更多時間用來閱讀——從《資本論》到《甲申三百年祭》，再到最新出版的《鄧小平文選》傳閱稿，都認真做批註。有人問她為什麼不在公眾場合多講話，她揮揮手：“說得夠多了，做得太少。”這句樸素的評價傳到葉飛耳中，對方回電只用一句：“懂。”簡短對答，仍顯戰友情深。
不得不說，1976年的巨變對每一位老一輩革命者都是考驗：個人悲慟與時代變局交織，身體病痛和政治風浪並行。賀子珍選擇的應對方式不是退縮，而是查缺補漏式地回到群眾中。她沒有官方職務，卻願意走訪工廠，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慰問傷殘軍人、義務講授戰地救護知識、幫社區婦女識字。規模不大，意義卻直接。
同年秋末的一天，葉飛抵滬公幹，利用晚間空隙前來探望。兩人隔著茶几寒暄，話題很快落到戰士待遇與沿海防務上。交流不足一小時，葉飛要趕回賓館。臨別前，賀子珍站起身，聲音低卻清晰：“我們都要好好活著。”葉飛鄭重點頭。這短短一句，與當初電話裡那句“要注意安全”呼應成環，像革命年代傳遞暗號，也像多年友情的沉默契約。
1976年的硝煙漸散，新的歷史篇章緩緩翻開。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遺產需要後人去接力，軍政系統的磨合需要時間調適。賀子珍能做的有限，卻在有限空間守住了早年的底色：堅定、敏銳、顧大局。對她來說，那通深夜裡讓女兒撥出的電話，是對老戰友的提醒，也是對自己的一次喚醒——時代移步，但警覺與擔當不能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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