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導，11月7日，原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去世。
劉道玉，男，1933年11月24日出生，湖北棗陽人，原名劉道雨，字叔嘉，筆名路石，金屬有機化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武漢大學原校長。
改革是劉道玉一生的關鍵詞，際遇、世故、權力甚至歲月都無法從他身上奪走對教育改革的執著。 1988年，劉道玉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被免去武漢大學校長之職，原因眾說紛紜。在很長一段時間，武大校長的名冊裡甚至沒有劉道玉的名字，校報也不刊登他的文章。然而，《人物》接觸的每一個武大學生都告訴記者，劉道玉校長是這所學校的精神力量，是他們「永遠的校長」。
永遠的校長
80歲以後，劉道玉先生基本不到「外面」走動了。 2008年春末的一個晚上，他為武漢大學學生作了一場題為「中國需要一場真正的教育體制變革」的閉門講座，演講結束後，他宣布：今後不再為校內外的學生作演講；不再參加社會重大活動；不再擔任任何社會兼職。
他已經在武漢大學校園裡生活超過35年，天氣好的時候，會繞著珞珈山散步，上午、下午各一次，總遇到熟人，要被問一聲劉老校長好。這一叫，周圍的人都知道了，「所以我現在有很多朋友」，修鞋的，報攤的，賣菜的，收廢舊物品的，「這些人我都認識」。他還有許多「小朋友」，年輕學生的郵件常常塞滿了他的郵箱，他來者不拒，端坐在小書房裡，拿一隻放大鏡對著電腦屏幕，慢悠悠地看，慢悠悠地回。
這位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開路者，至今仍是這座校園裡最有聲望的校長，在當代中國，他或許是最沒有權力卻最有影響力的教育家。擔任武大校長期間，他倡導平等、自由、民主、開放的校風，高歌猛進進行教育方法和製度改革，使珞珈山成為全國高校學生和教師的「嚮往之地」；卸任校長之後，他也不曾離開教育改革的陣地，長年探索創造教育的方法，尖銳抨擊中國教育的積弊，同時也提出積極的建言。
學校裡如今沒有劉道玉的任何題字，也沒有任何一座建築、任何一條道路冠上他的名字。 1988年，劉道玉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被免職，原因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改革過於激進，觸犯了某些高層的利益，也有人認為是劉道玉性格太硬，在政治上「過於單純」。在很長一段時間，武大校長的名冊裡甚至沒有劉道玉的名字，校報也不刊登他的文章。然而，《人物》接觸的每一個武大學生都告訴記者，劉道玉校長是這所學校的精神力量，是他們「永遠的校長」。
柳道玉二十年的時候，有家人已經在吳大苗圃的對面了。別人和老夥伴都在陽台上養了很多蘭花，黃葉自慰，然後從防盜柵欄伸進去，才看到老遠。一天早上，記者在樓下，開門探望他的頭，打招呼，“歡迎大家，路上辛苦了。”紙記下大家的名字，老滯後有點意思說，他還押了“巢記憶”，對每一次拜訪學生，每一次拜訪學生都記得不好。
他形容自己現在是「隨遇而安，隨遇而眠，隨遇而學，隨遇而寫」，這麼多年走過來，波瀾榮辱都歸於平靜。每天早上5點起床，保健按摩40分鐘，然後洗漱，給老伴做早餐，白饅頭就著果醬和花生醬，再沖一小碗葛根粉。 「這是老年人的作息時間，蘇東坡的養生方法是：「無事以當貴，早寢以為富，安步以代車，晚食以當肉。」」劉道玉信奉這些箴言，他說，對現在的生活狀態已經沒有什麼不滿足。
他的耳朵已經不太靈光，但是他並不以為意，平日也不愛戴助聽器，「這讓我沒有任何的事前顧慮，我很樂意。你知道耳不聽，心不煩嘛，是不是啊。」他側過頭，讓記者對著自己的左耳說話，「左耳好，我不愛聽保守的意見，只聽改革的聲音。」
改革是劉道玉一生的關鍵詞，際遇、世故、權力甚至歲月都無法從他身上奪走對教育改革的執著。 2011年，由於中風的後遺症，劉道玉的右手無法寫字了，他從78歲開始練習用左手書寫，平均每年記兩厚本讀書筆記，寫15篇文章。近20年，他總共出版了18本著作，發表文章300多篇，積累了兩本未出版的書稿，「雖然我不敢說語不驚人誓不休，但不謙虛地說，文無新意不發表。我認為自己的文章基本上都有創意，因為我是研究創造教育的」。如今，他每天固定工作4到5個小時，讀書，寫文章，給青年學生回郵件，要了解最新的教育形勢。
學生們說，老校長並非脾性圓融之人，早在他當校長的時候，就有不少人見過他為了保護學校和學生的利益公開跟省裡領導叫板，批評某位省委領導「水平連生產隊長的水平都不如」。現在年紀大了，說起如今中國的教育體制，劉道玉還是很容易激動，他看不慣的現象越發多了，常常感嘆，「我愛莫能助呀！」他對記者說，「我姑妄言之，你們姑妄聽之，能寫的就寫，不能寫的你們不寫，你們不能丟飯碗，是不是啊。我無所謂了，我飯碗也可以丟，頭也可以殺，做之認之，如果沒有這個擔當，你就枉然當了一個知識分子。就像錢穆說的，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利害，即使放到刀俎上，也只認真理，所以我這一生很坎坷，就是我的性格決定的。」
在加拿大唸書的小孫女大前年回來，劉道玉帶她逛校園，路過樹林中某一任校長的雕像，小姑娘用生硬的漢語問他，爺爺，你的石頭在哪裡？ 「我說爺爺沒有石頭，不要石頭。」2007年武大首屆作家班的22位作家準備捐款給劉道玉建一座銅像，劉道玉憶稱校方以「校園沒有合適的地方」拒絕了。對這一切，劉道玉顯得平靜。
2007年，文化學者易中天回母校武大演講。他是1981年武大中文系的代培碩士畢業生，按照當時的國家政策必須返回生源地新疆工作，劉道玉看重他的才華，層層爭取，甚至找到了教育部。最後，雙方達成協議，武大用5個本科生的名額交換他留在武大任教。導師胡國瑞告訴易中天，當年他希望就此事約見校長，劉道玉在電話裡說：「自古以來只有官員拜見學者，沒有學者拜見官員的道理。我去看胡先生。」
演講當中，易中天提到這位改變他命運的、20年前離任的老校長，台下坐的大多是85後、90後一輩的學生，他當時還想是不是該做點說明。但出乎意料，話剛落，台下掌聲立刻就炸響起來。
「20年前的事情他們又怎麼會知道呢？」易中天說，「那就只能說明是一代一代的在流傳。」
改革的黃金時代
1980年代，劉道玉帶領下的武漢大學是中國高校的一面旗幟。那是改革浪潮席捲中國的時代，人們連走路都是在跑步前進，教室、圖書館和實驗室裡晝夜燈火輝煌，教師自覺加班，誓言要把「文革」耽誤的時間搶回來。在成功推動高考恢復之後，劉道玉在1979年主動從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任上請辭，回到歷經政治動盪、百廢待興的母校，誓要重鑄武漢大學歷史上的輝煌。
1981年，他48歲，成為當時中國重點大學當中最年輕的校長，也是最富有改革精神和勇氣的一個。他被武大學子譽為「武大蔡元培」，上任不久，就大刀闊斧，從教育體制入手，進而對教學內容到管理體制進行全面改革：學分制、主輔修制、轉學制、插班生製、導師制……推行新制度的時候，他從不向上頭打報告，堅持認為這些都是校長的職責和權力。這一系列現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於武大。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自此拉開，擴散全國，武大也被稱為高校戰線上的「深圳」。
1978級歷史系學生、現任武大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張星久還記得，當時的武大充溢著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氛圍，「就是感覺每天都有一種新氣象，每時都有新的空氣」。學分制令有想法的學生獲得充分空間，周圍的同學有寫小說寫出名氣的，也有不少人在本科時期就發表了在學術界引起轟動的文章。一大批社會作家通過插班生製度進入學校。學生可以隨意選修其他專業的課，可以談戀愛、跳交誼舞，可以穿最時興的大喇叭褲，還有超過400個學生社團可以自由選擇。自學和創造得到充分鼓勵，校長在開學第一天就講，如果老師的課講得不好，你們可以不聽，自學是最好的學習方法。
「追求自由可能是武漢大學的一個特點，」武大哲學系教授趙林評價，「我覺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劉校長當校長的時候培育、營造出來的一種氛圍，一直到今天還是能看到他的一些影響。」
那是劉道玉最懷念的年代，經年累月之後回憶起來依舊有熱烈之色，「人人思改，人人思變……改革的黃金年代啊！」他忽然又黯淡下來，「現在呢，一切向錢看，人人思錢，除了金錢以外什麼都沒有了。」
制度層面之外，劉道玉給學生和老師們的印像是毫無官僚味道的「一個知識分子」。他家裡總是門庭若市，學生來找他，一定會接待，老師在工作中可以直接否定他的意見，從來不覺得有什麼不得了。 「他很平常，大家也很平常」，以至於學生們慢慢養成了這種習慣，從轉專業到社團活動報批，「好像一搞事情就直接找校長」。畢業時節，每個學生都要跟他合影，成百上千張照片裡，校長總是「面目和藹，舉止優雅」。
2015年的5月，武漢溽熱，劉道玉穿一件熨帖的藍襯衫，外頭罩著面料挺括的西裝馬甲，一雙老式粗布鞋，如學生們描述的一般優雅。採訪之前，他花一下午時間準備了三大張手寫提綱，細細密密的小楷，整整齊齊。
好幾個老一輩的學生告訴《人物》記者，即使是在突然被免職那段最艱難日子裡，老校長也沒有失去一個知識分子的體面。那時候他生病住院，硬是被拉出來檢討，大會小會上都要點他的名，但他拒絕寫一個字的檢討。學生們去看望，見他頭髮梳得一絲不苟，雖然清瘦了些，但是面色從容平靜。
1985級武大學生、《劉道玉傳》的作者野莽在一次採訪中回憶，剛被免職的時候，劉道玉內心其實是有埋怨的，「他有岳飛式的憤怒，屈原式的牢騷，怎麼就不能理解他教育改革的一片良苦用心呢？當時他認為這是上面領導的壓制」。直到70歲以後，他完全放下了，「七十而從心所欲，他的心靈好像徹底解放了。」
這次採訪之前，劉道玉特意強調，希望「一定在文稿當中適當的地方要反映我的觀點」，「我不是大師，真的我不是大師，我不是謙虛，而是實事求是。我僅僅就是一個熱愛教育，一個執著的教育改革者而已，僅此而已，別的什麼名譽啊、榮譽什麼對我來講都是身外之物，都是附加給我的。」
不過，武大學生以及所有關心教育改革的人們更願意把這看成一種謙詞。 1989年年中，張星久去鄂西北的一個偏僻縣城講課，當地領導是老三屆的大學生，飯桌上第一杯酒舉起來，敬的是劉校長。 「他就是大家心目中一個大學校長，一種說不清的，就是應該這個味道。」在張星久和他的老校友們看來，劉道玉已經成為了一個參照系，後來人會不自覺地將其他校長與老校長進行比較。 「他之所以那麼持續得到大家敬仰，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尤其在我們的教育現在在某些方面有些不盡如人意的時候，我們可能更覺得他的東西彌足珍貴。」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國家教委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直屬院校工作會議，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後，我向中層以上的干部傳達了會議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處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單位新學期的工作計劃，重點是轉變教育觀念，制定加大教學改革力度的措施。與此同時，我組織了一個調查組，先後到法學院、經濟學院、圖書情報學院、管理學院、中文系、化學系進行調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還在物理系召開教師座談會。我的打算是，在調研的基礎上，利用寒假的時間，制訂《武漢大學第二個十年教育改革綱要》，以便從寒假以後的新學期開始，掀起武漢大學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是日上午，國家教委駐漢工作組組長張文松通知我到東湖賓館談話，宣布免除我的黨委副書記、校長的職務。當天晚上，工作組在東湖賓館召開武漢大學校級幹部會議，宣讀了國家教委免除我職務的傳真文件。
時值春節前夕，消息傳出，全校嘩然，業內震驚。校內外為我請願的信函紛紛寄到北京，質問這是為什麼？雖然這些於事無補，但是為我鳴不平的深情，卻使我得到了極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對我所說：“道玉同志，你被免職是因為你的觀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們’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歲任副教務長，39歲任黨委副書記，45歲任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48歲任大學校長，54歲被免職。所以，有人說，我是個超前的人，不僅教育觀念超前，而且任職和離退也都超前了。
過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過相同的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要辭去教育部的任職和拒絕出任武漢市的市長？要不然，你現在也能當上一個什麼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質生活條件要比你現在強多了。”在某些人看來，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有些人為了往上爬，削尖腦袋投機鑽營，到處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買官。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不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儘管人性中有一種迷戀權勢的傾向，但我卻重義輕利，重術輕權。我國自古就流傳著：“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這一點，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願任人擺佈，想說自己想說的話，不願鸚鵡學舌。在一些高官看來，他們是主，群眾是民，他們可以搞特權、耍威風，但是他們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種意義上的臣僕，我討厭這種依附性的主僕關係。古時文人中有一句俗話：“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賞這句話，所以就不願做官。
當然，我先後多次婉拒了堪為要職的安排，對於我來說，這是一種放棄，可能使我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東西，但是我並不後悔。其實，在我的一生中，還有過很多的放棄，如放棄了在前蘇聯學習研究的優越條件，放棄了獲得副博士學位的機會……對此，有人就說：“劉道玉太傻，不該去響應什麼’反修’的號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樣’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門作研究’，他肯定會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副博士學位，憑著他的聰明才智和勤奮精神，或許也評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會名利雙收。”但是，我認為人生是一個大舞台，我們每個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個角色，有的是自己選擇的，也有的是陰差陽錯促成的。我認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擔任何種角色，只要你盡心盡力，光明磊落地做人，那麼你就問心無愧。因此，我對自己的人生選擇，無論是追求也好或是放棄也好，我都無怨無悔。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對馬克思作了這樣的評價：“他可能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我很欣賞這一句話，也很敬仰這位學識淵博的學術大師的做人行事的典範。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觀點，在教育實踐中也一貫倡導博愛精神。因此，對於我來說，不存在“有過許多敵人”，更不可能“有一個私敵”。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身體力行地實踐教育改革，在改革中兩種觀念上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於是，那些抱著極“左”路線不放的少數幾個人，對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順眼，把我當作“敵人”，總是欲除之而後快。我突然被免職以及以後所遭受的打擊，就是他們這一思想的表現，是對我的報復。其中的一個人，在他整我的目的達到以後，曾洋洋得意地對人說：“我把劉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軟，要讓他永世不得翻身。”還是這個人，利用手中的權力，指使一個青年教師進京告我的狀，並說如果沒有路費，可以到他那裡去報銷。本來，這個教師是我的學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學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後還沒有提升為講師，他感到受壓。於是，他寫信給我，希望調回母校，報效母校。我覺得那所學校的做法太過分了，出於保護學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無對口工作）一起調入了武大。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決了他的講師職稱，我還親自為他的一本書寫了序言。但是，他並不滿足，緊接著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這樣，他反目成仇，並立即投靠了那個搞“左”傾的人，充當了反劉的急先鋒。
但是，這個教師恩將仇報的做法暴露以後，很快遭人不齒。他無法在學校呆下去了，於是要求調走，再次改換門庭。不知是出於良心自責還是別的什麼原因，他在離校前居然來向我告別，並徵求我對他的意見。我接待了他，心平氣和地對他說：“中國知識分子十分重視道德文章，我認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養。儘管你做出了對不起我的事，但是作為你的老師，我還是不忘傳道之責，至於聽不聽由你。怎樣做一個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贈送給你三句話：不以勝敗論英雄，不以好惡判是非，不以得失分親疏。”接著我解釋說，這三句話是我的信條，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況下，人們總是要爭取勝利而避免失敗，但是對勝利與失敗也必須作具體的分析，那種靠整人起家，踏著別人身子而爬到高位的勝利，是“勝”而可恥；而那些因為說了真話而受到打擊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敗，雖敗猶榮。是非是有客觀標準的，並接受實踐的檢驗，是不以人的好惡為轉移的。親與疏也應當建立在正確的價值觀念之上，不能因為得到了某人的好處就親近他，或者反過來就憎恨他，如果這樣，那豈不是把人降為普通動物一樣了嗎？
類似的情況，在我的經歷中還有很多很多，真是不勝枚舉。有的人，受到我的培養而成才，但他卻忘恩負義；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棄我；還有的人，因犯錯誤受到我的保護而擺脫困境，但他卻又寫書惡毒地誹謗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勢時，他緊跟你，但是一旦氣候變幻，他們馬上變臉，或揭發批判，或劃清界線，對此，一些好心的人問我：“你對那些無情無義的人怎麼看，是否後悔過？”人本來就是形形色色的，從個人總結識別人的教訓來看是應當的，但後悔卻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條是：寧可人負我，而我決不負于人。我還認為，愛是奉獻，是以不求回報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就是把愛心當作了商品，這是對偉大愛的褻瀆。因此，我對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覺自願的，是無怨無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學生田安邀請我到通山縣九宮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在那裡寫書，於是我同意了。說實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長、校長和高教司司長的15年間，沒有過一個寒暑假，沒有遊覽過名山大川，甚至連校工會組織教職工分批到廬山夏遊，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職以後，我真正品嚐到蘇東坡被貶謫黃州時所發出的“無官一身輕”感嘆的滋味！
一天，我攜帶一箱圖書和文獻資料隻身上山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勝地過暑假，一切費用完全自理。那時，旅遊條件比較差，道路還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車顛簸得很厲害，沿著崎嶇的山路，到午後1 時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宮山的天池，在一個縣鄉鎮企業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來。
8月5日，學校派車把高偉送到九宮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現使我驚愕不已。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問：“你怎麼來了，出了什麼事？”她說：“幾天前，學校黨辦打電話找你，說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訴他們你出差去了，沒有寫信回來，現在在哪裡我也不知道。我對他們說，劉道玉已經免職了，還找他幹什麼，沒有什麼好談的。可是，昨天他們又來電話說是李鐵映要找你談話，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們商量一下，看去還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長已6個多月了，事前事後均沒有任何領導人給我做工作，為什麼現在要找我去談話呢？我們分析意圖有二：一是對我免職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因而引起了校內外的強烈的反響，以至於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動的局面。他們請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李鐵映出來約我談話，目的可能是安撫，變被動為主動。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因為我被免職以後，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風聲。我們認為，我被免職與李鐵映同志無關，因此無論從組織原則抑或從禮貌上說，我還是應當去。於是，我和高偉乘火車於8月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負責人安排我與教育部的主要負責人見面，當我得知其中有實際上的一把手參加時，我提出不願與他見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參加，因為免我的職就是他一手包辦的，而且是藉機發洩對我進行改革的不滿。關係弄得很僵，一個想參加，另一方不要他參加，相持不下。怎麼辦呢？最後，朱開軒副主任多次給我打電話，說明那位負責人是誠懇的，是專程從北戴河趕回來見我的，希望我消除誤會，有話當面說清就是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再堅持，還算是顧全大局的了。
談話的場面十分尷尬，似乎誰也不想首先發言。沉靜片刻之後，還是那位一把手先開了口，他說：“道玉同志，我們之間有太多的誤會。其實，我們對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定的，對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話說：“不是什麼誤會，而是你對武大的改革成見太深，你不是說：’學分制在美國失敗了，蘇聯不搞學分制也出了優秀的人才嘛！’這怎麼能說你對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對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為什麼不明不白地免除了我的職務呢？校長可以不當，是非必須澄清。還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上，作了一個《關於高等教育宏觀管理的幾個問題》的學術報告。可是，會後你派人蒐集我發言的錄音帶，其用意何在？這是極不光明正大的，這篇發言在《高等教育學報》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發表了，還用得著你去蒐集嗎？這是違法行為，粗暴地踐踏了學術研究政策。”
那位負責人辯解說：“我不是對著你的。聽說武大有個教授在會上發言時很激動，寧肯被開除黨籍也要批評國家教委。我以為這一個教授是對我有意見，因此想找到錄音帶聽聽，以便檢查自己的工作。”
“不，絕對是衝著我來的，後來的一系列的事實均說明了這一點。我認為，在改革中有不同的意見是正常的，但決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打擊報復持不同意見者。”
談話當然沒有結果，最後不歡而散。下午，人事司負責人陪同我們到了北戴河，住在全國教師休假活動中心。
按照約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鐵映同志的會見。那是一棟兩層樓的別墅，隱藏在參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綠茵茵的草地和盛開的鮮花。教委人事司的負責人陪同我，穿過了戒備森嚴的層層守衛，最後來到了接待大廳。談話是在我與李鐵映同誌之間進行的，他的秘書和人事司的負責人均沒有參加。
我們是第一次見面，彼此寒暄了幾句。他首先打開話題說：“這一次請你來是個人間談談心，主要是想听聽你對教育形勢的看法，特別是希望你談談教育改革的建議，對國家教委工作的意見。同時，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問題交換一下看法。”
既然已經出了題目，我就本著實話實說的態度講了以下的意見：
首先，我介紹了武漢大學8年以來的教學改革的情況。總的說來，我們思想解放，改革步子邁得比較大，緊緊圍繞著教學制度改革這個重點，創建了6種新的教學與管理制度，使教學質量大大的提高了，學生的素質全面提高了，畢業生深受社會特別是沿海開放城市的歡迎。此外，還進行了科學研究體制、人事制度、後勤工作體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學校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學術著作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豐收。因而，武漢大學被譽為“高教戰線上的深圳”。
其次，對全國教育改革形勢也談了我的看法。我認為，全國教育改革的步伐嚴重滯後於經濟改革，1985年通過的《教育體制改革決定》基本上沒有落實，教育經費不僅沒有增加，而且絕對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學領域的改革根本沒有列入國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至於舊的教育觀念、教學制度、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在我們學校教育中佔著統治的地位。不客氣地說，教育戰線在全國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於國家教委保守，主要負責人不放權、不改革、不深入基層。這種情況正如維新變法先驅者梁啟超所說：“變法不變本源，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國的教育改革形勢正是如此，如果不採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則是令人憂慮的。
再次，關於武大的所謂領導班子調整問題。我認為，這次班子調整是不民主、不公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組在長達21天中，不僅沒有進行廣泛的民主測驗，而且只找了6個教授個別談話，置全校95%以上師生員工的意見於不顧。所謂正常換屆，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我的任命本無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換屆的話，那也沒有到期，而且與我同時任職的一位61歲的女副校長仍保留職位，卻要免去一個勵志改革、年方54歲的校長職務。對此，我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長我可以不當，但我要求說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後，關於工作安排問題。我說，既然已經免職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時，我國的干部仍然是終身製，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這種情況，遲早是要廢除的。我既然勵志改革，那麼也就決心從我做起，我願意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再說，幹領導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樣，也有吃膩的時候。我現在膩厭了，太累了，我需要休息，嘗試另一類的生活。
李鐵映同志耐心地聽完了我的介紹，中間基本上沒有打斷我的講話。待我講完以後，他針對我的講話，一一作了表態。他說：“關於武漢大學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你富有改革精神，事業心強，工作作風踏實，密切聯繫群眾，這些都是必須肯定的。至於武漢大學領導班子的調整，我完全不知道情況，因此我說不清當中有什麼問題。不過，既然已經調了就要面對現實，承認現實。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績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是非將來自有公論，現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覺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繼續在改革中發揮作用，工作實踐將說明一切。至於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選擇，來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國外大使館當參贊也可以。不過，我希望你到北京來，最近準備成立一個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領導小組，在國務院直接領導下工作，建議你來抓這項工作。怎麼樣？如果你現在定不下來，回去考慮後再作決定也可以。”
時針已指向12點了，談話進行了3個小時，似乎應該結束了。於是，我說：“鐵映同志工作很忙，感謝你撥冗接見。至於你談到的工作安排建議，我還需要認真考慮再作答复。”
“好吧！今天就談到這裡，以後有事再聯繫。”
實際上，這些都是客套話。我所說的“認真考慮”，只不過是禮貌性地、婉轉地回絕了他的建議；他說的“再聯繫”，也是客套話，以後我們彼此再也沒有聯繫了。
生不願封萬戶侯，武大“永遠的校長”
劉道玉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已經與中國40年的教育改革畫上了等號，正如易中天教授所說：“人們肯定劉道玉，其實是肯定改革；懷念劉道玉，其實是呼喚改革。改革是沒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劉道玉才成為了’永遠的校長’。”
就像武大里至今沒有劉道玉一個題字，也沒有一座建築、一條道路冠上他的名字。然而世所公認：他的生命歷程、改革歷程，早已與武大、與中國教育血脈相連。
作為改革家，他大膽創新、甘冒風險；作為教育家，他慧眼識珠、成就斐然；作為良師益友，他愛才如命、義薄雲天；作為知識分子，他剛直不阿，不慕權位……如易中天所說，劉道玉不是一個聖人，他是一個戰士。
離任武大校長後，劉道玉“生不願封萬戶侯”——拒絕了擔任某部部長的仕途安排，也拒絕了國外諸多名校請其擔任校長的邀請。三十年來潛心研究教育、公益和中國的改革命運，並不斷有新的文章問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