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公開表示，如果中國動用軍艦並使用武力，台海事態可能被視為“存亡危機事態”，言外之意就是暗示可能會動用“集體防衛權”介入台海衝突。
此話一出，可以說是毫不掩飾的干涉中國內政，也是把日本可能捲入台海衝突的想象提前寫進了實操規則。
高一早苗
對此，中方就強硬回應。外交部發言人林劍當即提出嚴正交涉，指出高市言論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性質和影響極其惡劣，已向日方提出強烈抗議，另外還嚴厲的拋出了“靈魂三問”。
首先得明確一點，日方所謂的高市早苗的表述是口誤，完全屬於掩耳盜鈴。她在日本國會答詢時把“存亡危機事態”的法律概念與“台灣有事”直接掛鈎，說到“若使用軍艦伴隨動武，有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雖在事後稱是“假設性回答”，但明確不打算撤回其根本判斷，只表示今後會避免具體的舉例。
換句話說，這是從內政話語進入了對外政策預設，一旦日方認定“存亡危機”，自衛隊的集體自衛權限就有更低的門檻。對周邊安全環境而言，這種預設本身就具有很強的挑釁與綁縛效應。
中方的點名回擊有它的戰略邏輯。外交部在回應中不僅直接譴責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論，還提出了三連問式的質疑：日方此言要向“台獨”勢力傳遞何種信號？是否企圖挑戰中方核心利益、阻撓中國統一？
外交部發言人林劍
究竟想把中日關係引向何方？這一系列問句不是單純的外交辭令，而是在把“話”變成“問題意識”，把日本的言行納入到未來雙邊互動的預警機制中，強化法律與政治界限。中方用這樣直白且帶有反問性質的語言，目的就是把“挑釁成本”明確化，讓那些動機不清、動作冒進的政客在國際與國內輿論場無處遁形。
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在同一時段還把“沖繩或者說琉球問題”帶上國際舞台。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孫磊在聯大場合，點名敦促日本正視二戰侵略史、反思對沖繩人等的偏見與歧視，這顯然戳中了日本的敏感神經。
日本媒體與外務省隨即反應強烈，稱被無端指責，還揚言要中國收回相關說法。
沖繩長期承受美軍基地負擔、文化身份問題複雜，外部將“原住民”與“歷史不公”話題提出於國際場合，確有放大日本內部矛盾與歷史責任的效果。中方此舉顯然是有策略地把日本在東亞歷史與現實治理上的盲點搬上國際桌面，迫使日本在為自己爭取“國際話語權”時也得回答這些歷史與人權層面的問題。
那日本為什麼“破防”，並急忙找補，進行所謂的澄清？
有3點現實原因。第一，政治成本變高。高市早苗把“台灣有事”與日本生存聯繫起來的表態，實際上把日本拖入了一個“不得不表態、不得不介入”的法律與輿論陷阱。任何後續的對台更積極表態或實質動作，都將被解讀為履行其所謂“存亡危機”的承諾，從而牽扯日本國內政治與日美聯盟的複雜互動。
第二，外交風險上升。在當下中日經貿、區域合作與安全博弈交織的背景下，公開挑釁中方核心利益會直接損害兩國脆弱的互信，造成高昂的政治與經濟代價。
第三，國內反彈劇烈。包括日本內閣不同聲音以及主要黨派的警告，都令高市早苗難以在國內獲得完全支持，必須通過“降溫式澄清”來爭取緩衝。
高市早苗的言論以及日方隨後的緊張應對，說明日本內部存在政治分歧，有政客借涉台問題拉高民族與安全情緒以鞏固支持，但這種短期政治利益的獲取，往往以加劇地區緊張、損害國家長遠利益為代價。
中方在回應中既強調了“一個中國”不可動搖的底線，也把歷史與人權話題投回給日方，逼其直面被迴避的議題，這是對“所謂正常外交話語”一次有效的反擊。
最後，高市早苗的妄言，不是孤立的政治口誤，而是帶有明顯政治意圖的“戰略試探”。中方的強烈反應，與反過來對日本主動出擊，提出沖繩人權話題，既是反制，也是警告，任何試圖把日本拉入台海對抗、試圖用外力改變兩岸格局的做法，都將面臨更高的政治成本與中方的反擊。
日方急忙澄清，不過是要在一次外交風浪中爭取喘息與有限的迴旋餘地，而不是真的知道錯了，未來會積極改錯，這點我們要有所認識，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