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_1]
自獨立以來，印度經歷了長期的低經濟增長（就是衆所周知的“印度增長率”）[“印度增長率”（Hindu rate of growth）是指從印度1947年獨立到1990年間持續的低水平的經濟增長率。這個說法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盧卡斯1985年在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中的這樣一段著名論述相關：“印度政府是否可以採取一些行動，引導印度經濟像印度尼西亞或埃及那樣增長？如果是，具體是什么？如果不是，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印度的‘本質’？這些問題對人類福利的影響簡直令人震驚：一旦人們开始思考這些問題，就很難再去思考其他問題了。”——譯者注]之後，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印度已經過渡到了高增長軌道。
在新千年的第一個10年，這一增長變得更加快速。目前，印度經濟可以說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之一。這種增長率變化的長期歷史代表了一系列增長階段，而不應被看爲是偏離單一的穩態增長路徑。在本章中，我們確定了印度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我們分析了經濟從每一個增長階段到下一個增長階段的轉變。我們發現，這些轉變是由政治解決方案、租金空間和交易環境在這些事件中的相互作用所決定的。
我們不妨從印度獨立以來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的“特徵事實”开始討論。表9.1顯示了總量和部門人均GDP的10年平均增長率。它清楚地表明，經濟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10年加速了（盡管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一些高增長的例子，但這種勢頭並沒有持續太久）。
這一增長顯著地改變了經濟結構。圖9.1顯示了印度經濟總產出的部門分布。農業佔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從1980年的37.2%下降到2010年的14.54%。另一方面，同一時期，工業和服務業在總產出中所佔的份額不斷上升。雖然服務業所佔的比重增長相對緩慢，從1980年的16.9%到2010年的18.4%，但服務業多年來經歷了快速擴張，從1980年的45.8%到2010年的67.1%。
人們提出了幾個理論來解釋印度在獨立後的經濟增長，這些現在已經成爲這個問題上的傳統理論。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初經濟增長乏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生產力增長率低、投資率低以及公共部門的主導地位。限制性制度（在這一時期，大量工業領域是專門爲公共部門保留的）和內向型政策（進口替代战略）導致印度工業效率低下和業績不佳，導致生產增長率低下。此外，由於國內儲蓄不足、資本形成水平較低，加上人口高增長，導致這一時期人均收入增長緩慢。
如前文所述，經濟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初开始加速，傳統的說法將這種現象解釋爲印度1991年實行全面經濟改革的結果（見Bhagwati， 1993；Panagariya，2008）。經濟向國內私營部門和外國投資者自由开放。自由化的產業政策，加上經濟开放程度的提高，促使國內企業變得具有全球競爭力。所謂的親市場战略導致投資率的快速增長，提高了整個經濟的生產力增長，進而加速了經濟增長。
關於印度增長經驗的傳統文獻確實揭示了這種現象背後的一些因素。然而，這種敘述的範圍在兩個重要方面受到限制。首先，這些研究側重於解釋一個增長階段（例如，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低增長率）或一個增長轉型階段（例如，20世紀90年代的加速），而不是提供一個解釋所有增長階段及其之間轉型的框架。
其次，它們關注的是經濟增長的直接決定因素，包括儲蓄、投資、貿易政策或產業政策，而忽視了經濟增長的深層決定因素的不斷變化情況，即政治因素、制度因素（交易環境），以及從獨立初期到現在這段時期的印度經驗所特有的租金空間。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正是這些變化在印度經濟從一個增長階段走向下一個增長階段的轉變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本章中，我們將重點介紹這三個領域的變化——政治空間、制度安排和租金空間，並將它們與印度的三個增長階段聯系起來。爲此，我們首先確定獨立後印度經濟的增長情況。
9.2增長階段
爲了研究印度經濟的增長階段，我們首先需要確定這些階段的具體時期，即確定增長加速和減速的發生時間。如第1章所述，我們遵循Kar等人（2013a， 2013b）的觀點，這與以往試圖確定印度經濟增長加速時間的方法不同。早期關於印度經濟增長周期化的方法，要么是就事論事的，因爲他們只是通過觀察數據來確定中斷的時間（如Sen， 2007），要么是機械地（如Balakrishnan
and Parameswaran， 2007）使用統計方法（Bai
and Perron， 1998）。
我們的方法將統計方法與經濟過濾器相結合，提供了一種更爲統一的方法來確定人均GDP數據的跳躍。[印度經濟增長轉折點的時間，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見Ghate
and Wright， 2012）。以往對印度經濟增長率結構突變的研究，大多在20世紀70年代末發現了突變的證據。我們的分析顯示，1979年可能出現增長突變，但這一突變在統計學上還不夠顯著。——原注]
我們的分析方法確定1993年爲第一次增長加速階段的开始，2002年爲第二次增長加速階段的开始。在印度，人均GDP增長在1993年加速至4.23%的年增長率，高於當時預測的2.34%的年增長率，然後在2002年再次加速至6.29%的年增長率，高於預測的2.91%的年增長率。2002年增長加速帶來的額外產出的淨現值（按5%的折現率計算）爲按購买力平價計算的2.65萬億美元（見Pritchett et al., 2016）。1993年加速增長後的淨現值爲1.05萬億美元。因此，自1993年以來，增長加速帶來的淨現值總計爲3.7萬億美元。與沒有這兩次增長加速的反事實假設相比，這兩次增長加速一共使印度的平均收入增加了按購买力平價的約4000美元。
我們在圖9.2中描繪了印度的實際人均GDP及其增長率。這清楚地表明，自1993年以來，經濟增長率一直在穩步增長，並且自2002年以來增長率更高。根據我們的周期劃分，印度獨立以來的經濟增長經驗可以最好地看作三個不同的增長階段。它們是：（1）1950年至1992年的低增長期（盡管20世紀80年代末出現了增長激增，但這種增長持續的時間不夠長，不足以被視爲趨勢增長的真正突破）；（2）1993年以來的增長加速；（3）2002年以來的高增長期。我們在隨後的分析中一直遵循這個周期劃分。
9.3解釋增長階段
在本節中，我們將分析印度三個增長階段的性質，以及推動經濟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深刻決定因素。爲了理解每個階段的決定性特徵，我們首先考察這三階段的增長來源。接下來，我們討論每一階段，討論政治解決方案、租金空間、定義每個階段的交易環境，以及它們在經濟向下一階段過渡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三個不同增長階段的增長來源是什么？我們發現，在所有三個增長階段中，農業都缺乏活力（見表9.2）。整個初級部門（農業和相關活動，加上採礦和採石）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總體而言，初級部門在整個期間都出現停滯。然而，上一階段的採礦部門數據出現嚴重少報和漏報（見Shah Commission， 2012）。制造業在第二和第三階段都經歷了增長加速，盡管在這個部門，注冊制造業的增長速度快於未注冊制造業。建築業在第三階段迅速增長，2002—2010年的平均增長率爲8.57%，而1993—2001年爲5.61%。貿易、酒店和餐飲業在第二和第三階段中均出現強勁增長。1993—2001年，通信部門的增長激增，在此期間平均增長率爲15.73%，而1951—1992年的平均增長率爲4.44%（2002—2010年保持了這一增長勢頭）。金融、保險、房地產和商業服務部門在1993—2001年和2002—2010年也出現了強勁增長，主要受銀行和保險部門以及商業服務（主要是通信技術）的增長推動。總體而言，1993—2001年和2002—2010年的增長加速，主要是由於可貿易部門的增長，如制造業和商業服務業，以及非貿易部門的增長，如貿易、旅館和餐館、通信和金融。
表9.3描述了1981—2007年間的經濟產業結構。顯然，食品、飲料、煙草、紡織品和服裝以及機械在制造業實際增加值總額中的平均份額，在這一期間有所下降。食品、飲料和煙草的份額從1981—1992年的平均值15.3%下降到1993—2001年的13.8%，2002—2007年下降到11.1%。機械類份額從8.62%降至7.93%，在後一階段又進一步降至7.62%。紡織品和服裝的份額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在2002—2007年間達到9.96%，而在1981—1992年間爲12.12%。另一方面，在這段時間內，再加工石油產品、化學品和金屬的份額有所增加。盡管重新確定的石油產品份額從1981—1992年間的6.2%下降到1993—2001年間的5.6%，但此後在2002—2007年間，石油產品份額出現了快速增長。
被稱爲“金屬”的子類，在整個期間經歷了份額上相對緩慢但持續的增長。非金屬礦產、汽車及配件等部門在這一期間的份額大致保持不變。綜上所述，表9.3表明，以資源爲基礎的部門（化學品除外）出現了增長，而勞動密集型和人力資本密集型部門卻受到了削弱。換言之，雖然石油和金屬等高租金行業（以自然資源爲基礎的行業）的份額在第三個增長階段有所增加，但食品、飲料、紡織和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份額在同期有所下降。
9.3.1固定資本形成及其構成
半個多世紀以來，印度的固定投資利率穩步上升（見表9.4）。這主要是由私營部門（包括公司和家庭部門）的固定投資推動的，同時也顯示出整個時期的上升趨勢。第二個時期增長很快，第三個時期甚至更高。然而，公共部門的固定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達到峰值後有所下降。在2002—2010年增長期的後半段，私人公司的固定投資急劇下降。
9.3.2第一個增長階段（1950—1951年至1992—1993年）
※政治解決方案
印度於1947年8月15日成爲獨立國家，1950年1月26日憲法生效後成爲一個主權民主共和國。採取聯邦議會制，第一次選舉於1952年舉行。印度國民大會黨（以下簡稱“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INC）在489個國家議會席位中贏得364個席位，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成爲獨立印度的第一位總理，他一直擔任這個職位，直到1964年去世。在他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時間裏，國大黨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政黨（Joshi
and Little， 1994）。全國選舉於1967年舉行，雖然國大黨再次贏得選舉（這是該黨第四次獲得成功），其在總席位中的份額，從1962年的73.1%下降到53.4%。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當選總理後，轉而採取更爲民粹主義的政策，1969年將國內商業銀行國有化，並通過了《壟斷和限制性貿易實踐法》，對印度商業界的活動進行了嚴密的監管。
在1971年的大選中，英迪拉·甘地和國大黨以壓倒性優勢獲勝，並在議會中獲得了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然而，由於1973年和1974年經濟受到宏觀經濟危機的衝擊，油價大幅上漲，通貨膨脹加劇，國大黨的這一強有力的政治地位在接下來幾年內被削弱。隨着食品暴動、學生騷亂和勞資糾紛的增加，國內的騷亂不斷加劇，1974年，公共部門200萬鐵路員工威脅罷工，這是獨立以來工會對國家政府的第一次政治挑战。1975年，英迪拉·甘地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暫停部分民主權利兩年。1977年，由於一些不明原因（Kohli， 2012），她取消了緊急狀態，並舉行新的選舉。這一次，國大黨遭到全面打擊，由人民黨（Janata
Party）領導的新的反英迪拉聯盟上台執政。然而，這個新政府由於派系分裂和個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於1979年垮台。印度舉行了新的選舉，英迪拉·甘地在1980年重新掌權。
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地方衝突和社區問題日益嚴重，尤其是旁遮普的一部分錫克教徒中的分離主義（和恐怖主義）問題（Joshi and Little， 1994）。爲了平息分離主義問題，甘地對被恐怖分子佔領的錫克教的宗教中心金殿發動了襲擊。爲了報仇，她在1984年被保鏢暗殺，她的兒子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成爲總理，並呼籲舉行新的選舉。依賴於選民對拉吉夫·甘地的巨大同情，國大黨在1984年的選舉中以壓倒性多數獲勝。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地區和種族自治的欲望越來越強，對政府腐敗的指控也越來越多，人們對國大黨的早期支持逐漸消散。一個反國大黨的政治陣线开始出現，在1989年的大選中，國大黨遭遇尷尬的失敗。由人民黨領導的政黨聯盟，在印度民族主義黨——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的外部支持下，組建了一個少數政府。然而，這個政府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因爲印度人民黨撤回了支持，1991年舉行了新的選舉，國大黨重新上台。
在政治領域，這一長長的階段代表了印度民主真正扎根的時期。它經歷了一個從國家獨立後一黨獨大的幼年時期到多黨制的過渡。換言之，印度的政治解決方案果斷地從獨立後頭40年的國大黨稱霸的主導黨轉向更具競爭性的政治解決方案。
※租金空間
在第1章中，租金空間由四種經濟部門構成，即食利者、權力經紀人、“魔法師”和“主力軍”。這些行業的劃分取決於它們通過隨意監管或其他政府行爲（而不是讓公司在开放市場競爭）產生租金的能力，以及主要市場是否是國際市場（即出口，而不是國內市場）。因此，以出口爲導向的可隨意監管的租金驅動型行業是食利者，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出口行業則是“魔法師”。同樣，我們將產生高額租金的、壟斷或寡頭壟斷的、國內市場導向或非貿易行業定義爲權力經紀人，而競爭性的國內市場導向行業則是“主力軍”。可以注意到，根據第1章的框架，公共部門的所有生產部門都被視爲能產生政策性租金。
根據這一假設，我們將這些行業定性爲食利者或權力經紀人，這取決於它們是否主要迎合國際或國內市場。此外，雖然大多數部門在所有三個增長階段中都屬於同一分類，但其中一些確實在不同階段中從一個分類轉移到另一個分類，因爲它們的關鍵性特徵發生了重大變化。例如，我們將前兩階段的礦業產出歸類爲權力經紀人，因爲在這一時期，他們主要關注國內市場。然而，在第三階段中，公營和私營部門的採礦等產出被歸類爲食利者，因爲它們主要涉及這些商品的出口。[應當注意的是，我們用於將行業分類爲食利者、權力經紀人、“魔法師”和“主力軍”的分類是象徵性的，而不是精確的。
例如，我們將整個部門歸爲要么是面向出口的部門，要么是面向國內市場的生產部門，而在同一部門中可能同時存在面向出口和面向國內的活動。我們沒有足夠的經濟部門分類數據，無法確定哪個部門的比例是以出口爲導向的，哪個比例是以國內爲導向的（有一些部門出口數據，但它們是這些部門的出口總值，而產出數據是增值）。唯一的例外是商業服務部門，那裏有數據（信息和通信技術部門，這是它的主要組成部分）使這種分類成爲可能。——原注]
由於在出口這些商品時，食利者主要是自然資源部門，因此在第一階段我們沒有食利者。同樣，沒有任何具有重大競爭力的出口部門，意味着沒有“魔法師”部門。在此期間，（1）採礦、（2）鐵路、（3）銀行和保險，（4）公共管理被認爲完全屬於公共部門，因此被歸類爲權力經紀人。事實上，所有其他部門的公共部門也包括在權力經紀人部門。在私營部門，注冊制造業（在這一時期是非競爭性和非出口性的）、電力、天然氣和供水（在這一時期是壟斷性的），以及通信（在這一時期也是壟斷性的）也被視爲權力經紀人。其余部門（包括農業和未注冊的制造業）被視爲“主力軍”。
租金空間可用菱形圖形表示（見第1章）。爲了捕捉超長的第一個增長階段的租金空間，我們對1960—1961年和1980—1981年兩個時間點進行了研究。如圖9.3和圖9.4所示，雖然在這一階段中沒有食利者和“魔法師”，但“主力軍”的份額非常大，其次是主要由公共部門組成的重要的權力經紀人部門。在這一階段，“主力軍”部門的份額呈現出顯著下降的趨勢，從1960—1961年的83.53%下降到1980—1981年的73.06%。相應地，權力經紀人行業的份額出現了大幅增長，從1960—1961年的16.47%增至1980—1981年的26.94%。
圖9.5和圖9.6通過描繪這一時期的出口結構，闡明了租金空間。在第一增長階段，印度的出口結構主要由初級產品主導，其特徵是經濟復雜性指數（Hidalgo et al.， 2007）所測量的產品不那么復雜。農業和相關產品以及成衣是主要的出口創收者。20世紀60年代初期，礦石和礦產是這一時期最大的出口行業之一，到了80年代，出現了一些變化，鑽石、鐵礦石和紡織品成爲主要出口商品。[應當記住，從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印度一直是一個封閉的經濟體，這一時期的出口與產出比率不到15%。——原注]
※交易環境
印度在獨立後創造了發展中世界被最徹底控制和監管的經濟體之一。因此：
印度精英發展了一種高度復雜的離散遊說模式，旨在從新的許可證、執照、配額制度中獲得特殊利益。每個主要的商業機構都設立了相當於一個行業大使館的職位，作爲一個監聽站、聯絡辦公室和遊說機構，以處理應對政治和官僚決策者。（Kochanek， 1996：157）
在一個幾乎不存在的“魔法師”行業中，政府和商業部門之間幾乎沒有相互的聯系，導致對政府可能提供的任何交易缺乏信任。此外，計劃和控制系統的性質意味着私營部門（包括商業協會）的大部分精力和時間都用於准備向政府提出的、要求改變和修改監管政策的報告。正如Bhagwati（1993：50）指出的：
工業和許可證制度……已經退化爲一系列武斷的，實際上是固有地武斷的決定，例如，選擇一項活動而不是另一項活動，僅僅因爲管理官僚們被賦予了選擇的權力，而且確實有義務作出選擇。
這引致了一個無序的交易環境，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這是導致極低的私人投資率和緩慢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之一。
從20世紀80年代初开始，政企關系的性質开始逐漸發生變化。正如De Long（2003）、Rodrik和Subramanian（2004），以及Kohli（2006）所說，在英迪拉·甘地總理任期內，國民政府對私營部門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從反商業轉變爲1980年重新掌權時的親商業。Rodrik和Subramanian（2004：3）認爲，這種態度轉變“在實際政策中沒有留下什么紙面痕跡，但對投資者的心理產生了重要影響”。De Long（2003：203）認爲，“20世紀80年代印度發生變化的最重要因素，更多地與企業家的態度和遊戲規則已經改變的信念有關，而不是與個人的政策舉措有關”。同樣，Kohli（2006：1255）指出，“英迪拉·甘地在1980年左右將印度的政治經濟轉向一個促進經濟增長的國家和商業聯盟的方向”。此外，Kohli（2012：30—31）指出：
1980年1月上台後……英迪拉·甘地讓人們知道，提高生產現在是她的首要任務。在一次又一次會見私營工業家時，她明確表示，政府最感興趣的是生產。
到20世紀80年代末，隨着現代行業和古吉拉特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工業中心以外地區出現新的經濟精英，宏觀層面的交易環境已經變得明顯“有序”和更加开放。這反映在經濟政策的變化上，例如，特別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开始的、工業和貿易政策的三心二意的改革。交易環境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無序，轉變到80年代後期的相對有序，是同期私人設備投資增加以及隨後經濟增長復蘇背後的關鍵有利因素。
有趣的是，在第一個經濟增長階段，混亂無序的交易環境恰逢印度政治史上國大黨佔主導地位的時期。在國大黨享有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執政的政治精英應該有可能向有序的私營部門提供交易。爲什么一個混亂無序的交易環境，是由一個主導黨的政治體系造成的——在第一個經濟增長階段的大部分時間裏，印度的政體都具有這種主導黨的特徵？
即使國大黨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都享有很強的主導地位，造成交易環境混亂無序的原因有兩個。首先，特許經營制度的性質和給予官僚的高度自由裁量權導致了大量具有隨機性質的交易。第二，蘇維埃對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的啓示，在當時的發展思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尼赫魯社會主義時期（Mehta and Walton， 2014；Mukherji， 2014）。因此，執政的政治精英們認爲，公共部門是經濟發展的關鍵，而且不相信私營企業部門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能夠發揮與公共部門同等的作用。[對私營部門缺乏信心是獨立战爭期間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一個遺留問題（Mehta and Walton， 2014）。此外，蘇聯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的高增長率也導致了對公共部門驅動增長模式的信心。——原注]這導致國大黨可能向私營部門，特別是大型企業提供的交易缺乏可信的承諾（相對於與韓國的政治精英們向財閥提供了在韓國早期增長階段的有序交易。
Rodrik和Subramanian（2004）指出，英迪拉·甘地的態度變化主要基於政治考量。正如他們所說，“英迪拉的主要目標是對付被認爲是由人民黨構成的威脅，人民黨在1977年的選舉中擊敗了處於印度核心地位的國大黨”（2004：13）。使用第1章中介紹的術語，隨着來自其他政治精英（包括非國大黨政黨）的挑战越來越大，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政治權力的縱向分配不再集中在國大黨。對英迪拉·甘地來說，從民粹主義战略向更爲私營部門和增長導向战略的轉變，成爲政治生存的必要機制。
因此，20世紀80年代初發生的政治空間變化導致了政治和經濟精英之間的聯盟不斷加強（Corbridge and Harriss， 2000；Kohli， 2012；Mehta
and Walton， 2014）。隨着印度政企關系從勾結串通轉向更加合作，印度政府明確向國內資本家表明，它可信地致力於建立一個支持私營企業，並遵循促進增長的政策環境。隨着20世紀80年代國家對私營部門態度的改變，國家積極鼓勵建立高峰商業協會，如印度工商聯合會和印度工業聯合會，就將自己轉變爲了發展性商業協會（Sinha， 2005）。
政治和經濟精英之間的關系從相互不信任的關系轉變爲更具協作性和協同性的關系，這種轉變隨着1985年拉吉夫·甘地上台得到進一步加速。拉吉夫·甘地特別關注信息和通信技術和工程等現代部門，並試圖將這些新興部門的新經濟精英納入政治精英與商業部門的關系中。此外，隨着非傳統商業集團在印度南部和西部的崛起，企業所有權的多樣化程度不斷提高，導致商業精英的政治聯系不斷擴大（Mehta and Walton， 2014）。[關於第一個增長階段的更詳細描述見Kar和Sen（2016）。他們認爲，交易環境在20世紀80年代後半葉逐漸變得有序，但正如他們所表明的，雖然日益有序的交易環境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增長復蘇中發揮了促進作用，只有在1992年之後，平均增長率才發生（向上）變化，以充分滿足增長轉型的條件。——原注]
9.3.3第二個增長階段（1993—1994年至2001—2002年）
※政治解決方案
我們已經看到，印度的政治解決方案已經果斷地從獨立後頭40年國大黨稱霸的主導黨解決方案中脫離出來（除了20世紀70年代的一段短暫時期，當時國大黨處於反對黨地位，主要是由於緊急狀態法案而在選民中引起反彈）。在20世紀90年代，隨着國大黨霸權的衰落，特別是人民黨的出現（Kohli， 2001），在國家層面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實驗，以找到一種替代舊的國大黨統治的方法。因此，該國採取了競爭性的政治解決方案，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治團體爭奪權力，沒有任何政黨（及其盟友）能夠保證在全國選舉中獲勝。
在這一時期，隨着政治體制向更具競爭性的方向發展，政治思想領域發生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變革。這是印度政界精英思想和信仰的轉變，從對市場和私營部門的深刻懷疑轉向更支持商業的方向。這種轉變跨越了政治分歧。在兩個佔主導地位的政黨中，中間偏右的人民黨比國大黨更親近市場，但由於其民族主義傾向和對外國投資者持懷疑態度，人民黨對放寬對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限制持抵制態度。中間偏左的國大黨在歷史上一直是反商業的，但在納拉辛哈·拉奧（Narasimha Rao， 1991—1996年任總理）的領導下，變得明顯支持市場。因此，雖然1991年的危機（由海灣战爭引發）是同年啓動經濟改革的直接原因，但有明顯跡象表明，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政治精英對市場經濟政策的觀念和信念在逐漸發生變化。正如Mehta和Walton （2014：30）所注意到的，“取消許可證和貿易自由化方面的政策變化，可視爲國家精英認知地圖不斷變化的影響，以及與商業利益關系不斷演化而非激進變革的產物”。[Mukherji（2014）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爲對舊觀念的挑战（圍繞國家驅動的工業化）是逐漸演變的，因爲這些觀念並沒有帶來預期的收益，直到1991年的經濟改革達到一個臨界點。——原注]
政治精英的觀念和信仰轉變爲一種普遍的觀點，即市場導向的經濟政策對印度經濟的快速發展至關重要。這一轉變的一個重要含義是，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在邦一級，即使是新政府掌權，經濟改革也不會倒退。這意味着，上屆政黨執政時與商界精英達成的協議，在新政府當選時大多不會被推翻。因此，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10年中央和邦兩級政黨迅速更替的情況下，交易仍然井然有序，而且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一直在採取競爭性的政治解決方案。
政治精英（以及政治空間中的）的思想和信仰向更傾向於商業的方向轉變，導致企業所有權日益多樣化，同時印度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之間的政治聯系不斷擴大。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商業進入模式，通常來自傳統的非商業種姓或群體，特別是在印度南部和西部（Damodaran， 2008）。
也有一些不是來自傳統的經濟精英成爲新企業家的例子，在制藥和信息和通信技術等行業以及電信、共同基金和銀行等服務部門出現。例如，“蘇尼爾·米塔爾（Sunil
Mittal）在1992年獲得了移動運營許可證，當時現金充裕的政府公司——塔塔集團（Tata group）和信實（Reliance）未能看到這一領域的巨大潛力”（Mukherji， 2014：23）。在1993—2001年的增長階段中，一些並非生而富有的企業家迅速獲得成功，如制藥行業得太陽制藥公司（Sun Pharma）和雷迪博士實驗室（Dr Reddys Laboratories），以及在信息與通信技術行業的印孚瑟斯（Infosys）和印度計算機有限公司（Hindustan Computers Ltd）都是這樣的故事。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隨着新的國家角色和經濟精英的第一次卷入，政企關系變得更加包容。
※租金空間
由於這個時期沒有主要的自然資源出口部門，因此在第二階段沒有食利者。部分商業服務部門（主要是信息和通信技術）成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出口部門，因此在本階段被定性爲“魔法師”。與商業服務業一起，注冊制造業（在1991年改革後變得越來越具有競爭力和出口導向）也被視爲“魔法師”。另一方面，（1）採礦、（2）鐵路和（3）公共管理被視爲完全屬於公共部門，因此被視爲權力經紀人。在這一階段中，銀行業在公共和私營部門都有足跡。然而，即使是在私營部門，由於銀行業的寡頭壟斷性質，銀行業也被認爲是一個權力經紀人部門。在私營部門（除了銀行業），電力、天然氣和水供應（壟斷）和通信（亦是壟斷）被認爲是權力經紀人。其余部門（包括農業和未注冊制造業）被視爲“主力軍”。
由於本階段時間相對較短，我們使用菱形圖分析了一年的租金空間，即1996—1997年，大致是本階段的中期。與第一個增長期一樣，第二個增長期沒有食利者。與第一階段相比，“魔法師”所佔的比例顯著上升（見圖9.7）。更具體地說，這一部門在GDP中所佔的份額從1980年的0增加到1996年的7.88%。在此期間，權力經紀人所佔份額沒有顯著變化，僅小幅下降至25.43%。相比之下，“主力軍”行業的份額下降（從1980—1981年的73.06%降至1996—1997年的66.68%）。
印度的出口結構在第二輪經濟增長开始時發生了重大變化。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如成衣和鞋類，在印度的出口組合中變得越來越重要。隨着時間的推移，農業和相關產品變得不那么重要，而鑽石和潤滑油在這一時期已成爲出口的主要部門（見圖9.8）。
Hidalgo等人（2007）將結構轉型視爲一個國家經濟結構中產品的升級，以便該國的公司隨着時間的推移轉向更復雜的產品。他們還認爲，高租金的採礦行業在產品空間上不那么復雜。遵循這一觀點，使用來自經濟復雜性圖譜的產品復雜性數據[在线資源：〈http：//atlas.cid.harvard.edu/〉。——原注]，我們在圖9.9中繪出了在1993—1994年和2007—2008年之間印度產品復雜度的五年移動平均值。我們認爲，在1993—2002年增長階段，結構轉型（如產品復雜性增加所反映的）大幅度增加。
※交易環境
正如我們在第9.3.2節中所討論的，到20世紀80年代末，交易已經轉向有序，國家和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更加密切，印度統治精英的態度從反商業轉變爲支持商業。20世紀90年代初的兩項全新發展導致交易環境的有序性得到加強，特別是在微觀層面。
第一，1991年廢除工業許可證制度，從微觀層面消除了交易環境中的一個重要“無序”根源。這一發展確保了公司的擴張申請會得到批准，或新公司在前一個許可證制度期間進入工業部門的批准，不再依賴於政府中個別官僚的一時興起和幻想。
第二，20世紀90年代初取消了大多數商品的進口許可證制度，這也意味着，批准貨物進口的高度自由裁量權和逐案處理的隨意政策已被取消。1993年的增長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20世紀80年代已經形成的“有序交易”環境，1991年取消了工業和貿易許可證制度，這種環境得到了加強。隨着許多行業進入壁壘的消除，這些交易基本上是公开的。這反映在新進入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公司上，尤其是在制藥和信息通信技術領域（Alfaro and Chari， 2009）。
與此同時，印度政府在改革前與某些商界精英的勾結關系仍然存在，而且可能由於與地區政治精英關系密切的地區性商業集團日益強大而加劇。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封閉式交易與开放交易並存，因此，許多傳統行業（如耐用消費品）仍然是在牌照政策中出現的根深蒂固的企業集團（Alfaro and Chari， 2009）。
我們關於交易秩序在促進印度經濟增長中作用的論點，不同於傳統的印度經濟增長的解釋，如Bhagwati（1993）和Panagariya（2008）。在對印度經濟增長的描述中，他們將規則環境的變化放在首位，正如1991年經濟改革所反映的那樣。因此，在他們的論點中，規則（或正式制度）的變化使企業更容易投資和擴大生產。
雖然正式的制度變革肯定會促進經濟增長，但我們認爲，更重要的是交易環境的變化，這主要是由於非正式的制度變革，即經濟行爲體與政治和官僚精英之間的非正式互動。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初發生的一系列經濟改革中，對第一次經濟增長加速至關重要的是取消許可證的改革（因爲這些改革大大減少了官僚專斷，使交易不那么混亂無序），隨之發生的是政治精英與商業部門互動方式的改變。這引致了交易環境的有序化，使得私營部門對這些交易的可信度有了更大的信心，從而引致企業投資激增，實現經濟增長。
此外，從20世紀90年代的詳細企業層面分析可以看出，在這一時期，尤其是在企業領域，交易環境的开放程度非常高。Harrison等人（2012）發現，20世紀90年代早期，生產力較低的公司的市場份額下降，而生產力較高的公司的份額上升，但隨後幾年這個趨勢卻沒有了。Mody等人（2011）發現，20世紀90年代早中期，幾乎所有工業部門都有新公司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期卻停止了，21世紀頭10年幾乎沒有新公司進入。[然而，正如Goldberg等人（2010）所表明的，20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產品流失是由於產品增加而非產品減產。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的“創造性破壞”，更多的是“創造性”而不是“破壞性”。——原注]Kathuria等人（2010）顯示，20世紀90年代制造業生產力績效的提高並不局限於正規部門，也包括非正規部門。
正如我們在第9.1節和第9.2節中指出的那樣，人們在20世紀90年代觀察到的私營部門交易空間的开放也反映在增長指標中。因此，在1993—2002年的增長加速階段，經濟增長主要由“魔法師”（信息通信技術和化學品）和“主力軍”（酒店和餐館）推動。在“魔法師”和“主力軍”的推動下，這樣的增長战略本應進一步打开交易空間。但正如我們將在第9.3.4節中看到的，由於租金空間和政治空間的變化，這種情況卻沒有在下一個增長階段出現。
9.3.4第三個增長階段（2002—2003年至2010—2011年）
※政治解決方案
我們已經注意到，印度的政治體系在20世紀90年代變得越來越支離破碎，政治分化程度在20世紀90年代急劇上升，並在21世紀頭10年繼續保持這一高水平（見圖9.10）[我們通過兩名隨機抽取的議員來自同一政黨的概率來衡量政治分化。——原注]，多數黨（無論哪個黨贏得選舉）的席位比例在下降。這是因爲地區性政黨的崛起，如泰米爾納德邦的德拉維達進步聯盟（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和全印安納德拉維達進步聯盟（All
India Anna 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馬哈拉施特拉邦的溼婆神軍黨（Shiv
Sena）、比哈爾的人民黨（統一派）（Janata DalU）、奧裏薩邦的比久人民黨（Biju Janata Dal），以及西孟加拉邦的草根國大黨(Trinamul
Congress Party)（見表9.5）。21世紀頭10年，沒有一個執政黨在下議院（Lok Sabha）擁有超過40%的席位。與此同時，執政黨的核心地位經常發生變化，人民黨和國大黨都在2002—2010年間掌權（見表9.5）。
地區性政黨在21世紀初成爲執政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對主要執政黨（無論是國大黨還是人民黨）能做或不能做的事情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與世界許多地區（如孟加拉國和加納）典型的競爭性政治解決方案不同，印度的政治體系變爲了多極，而不是兩極（Varshney， 1999）。因此，在全國選舉中獲得官方正式承認的地區性政黨，從1957年的11個增加到2009年的30個，而獲得承認的政黨總數從1957年的15個增加到2009年的230個。
政治空間的這些變化對交易環境有兩個具體的影響。第一，考慮到21世紀初組成執政聯盟的地區性政黨中數量雖小但實力強大的政治家團體會行使否決權，經濟精英必須與政治精英達成的協議越來越需要考慮這些政黨的利益，其中包括這些協議的开放性。隨着國家一級的政治體制日益分化，以及區域政治精英在21世紀頭10年聯合政府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這些精英與國家和區域兩級的強大經濟利益集團之間的“封閉交易”，在2002年之後變得更加普遍。政府的快速更替以及在國家和地區兩級經過嚴格競爭的選舉，使得政治精英的時間跨度縮短，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找到各種方法來爲即將到來的選舉籌集租金。第二，同樣由於政治分化程度的增加，競選活動變得越來越昂貴，因爲競爭激烈的印度政治體系中的政治黨派試圖通過比競爭對手花更多的錢來吸引選民。1975年和2003年印度選舉支出法的改革將政黨和個人候選人支持者的支出置於對這些候選人支出限制的範圍之外，並禁止公司捐款。這導致選舉活動的非正式融資增加，並且更依賴於非正式交易來資助昂貴的選舉活動。這也反映在犯罪分子越來越多地參與選舉政治，因爲政黨更喜歡有錢的候選人資助自己的競選活動。在沒有國家資金的情況下，對非正規私人資金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這也意味着政黨和政客非正式地從企業籌集資金，以換取可以任意決定的合同和監管優惠（Gowda and Sridharan， 2012）。
※租金空間
在第三階段，自然資源成爲一個出口部門，因此，它被認爲是一個食利者部門。商業服務（主要是信息和通信技術）和注冊制造業繼續被視爲“魔法師”部門。鐵路和公共行政仍然完全屬於公共部門，因此被視爲權力經紀人。在這一時期，礦業和銀行業都同時在私營和公共部門。如前文所述，在私營部門，採礦業被認爲是一個食利者部門，而銀行業則被認爲是一個權力經紀人部門。在私營部門，除了銀行、電力、天然氣和水供應以及通信之外，建築和房地產行業被歸入權力經紀人部門，政府爲了發展這些行業而給予那些進入該行業的大型企業巨大的激勵（因而會產生租金）。剩下的行業是“主力軍”。
與第二階段一樣，第三階段也相對較短，因此我們使用菱形圖分析了其中一年的租金空間，即2005—2006年，大致是這一階段的中期（見圖9.11）。在第三個增長階段，食利者部門進入了印度經濟的租金空間，盡管其在GDP中所佔的份額相當小，僅爲2.64%。在本階段中，“魔法師”和權力經紀人都以犧牲“主力軍”部門爲代價增加了自己的份額。尤其是“魔法師”部門的份額從1996—1997年（第二階段）的7.88%增加到2005—2006年的10.61%。同期權力經紀人部門的份額從25.43%增長至36.13%。相反，到2005—2006年，“主力軍”部門的份額已降至50.59%。
如圖9.12所示，在第三階段中，工程產品（汽車等）已成爲更大的出口創收者，而鑽石（切割）、化學品和相關產品也仍然很重要。然而，在這一時期，石油產品在商品出口總額中的份額顯著增加。鐵礦石等食利者部門出口份額大幅上升，紡織服裝等“魔法師”部門出口份額下降。
綜前文所述，“主力軍”的份額下降了，而“魔法師”的份額在所有階段都持續增長。此外，權力經紀人的份額大幅上升。與以往的增長階段不同，食利者出現在第三階段，盡管他們的份額很小。
這一時期的結構轉型發生了什么？圖9.9顯示它在2002—2010年間下降了，這表明它遠離了復雜的產品。在2002—2010年間，印度出口結構也明顯遠離了更復雜的產品。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在改革之前，農業和相關產品、珠寶和成衣是最大的出口創收商品（見表9.6）。隨着時間的推移，農業及相關產品和成衣對出口部門的重要性已經降低，而寶石和珠寶仍然是一個主要部門。同一時期，工程產品已成爲主要的出口創匯產品，而化學品和相關產品也仍然很重要。然而，自2000—2001年以來，石油產品在商品出口總額中所佔的份額顯著增加。如圖9.12所示，石油等食利者部門的出口份額大幅上升，制藥等“魔法師”部門的出口份額下降。
※交易環境
在這一時期，交易環境發生了變化，從相對开放的交易轉向更爲封閉的交易。最爲明顯的是在國家和地區層面，政治精英與高租金自然資源領域（如鋁土礦、煤炭、鐵礦石、錳礦和天然氣）的經濟精英達成的“裙帶資本家”交易日益增多。在多個礦產資源豐富的邦，如賈坎德邦、卡納塔克邦、果阿邦和奧裏薩邦，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商界精英系統性地降低了向國家機構上繳的採礦使用費（同時开採的鐵礦石和鋁土礦超過了私營採礦公司與邦政府籤訂的租約所規定的數額）。這樣的騙局接二連三，被媒體重點報道。2010年，中央政府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查全國鐵礦石和錳礦开採、貿易和運輸中的違規行爲。它由印度最高法院法官沙阿（M. B. Shah）領導。沙阿委員會發現了“每年非法开採鐵礦石和錳礦的大量大規模多級开採”的證據（Shah Commission， 2012：1）。該委員會還發現了邦和國家一級的執政政客與私營礦業公司勾結的明顯證據，稱“邦‘贈與’私營公司/企業/個人的財產，價值數十億盧比之多”（Shah Commission， 2012：604）。根據主計長兼審計長（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CAG）對分配過程性質的調查報告，在2004—2011年間，中央政府將煤礦區塊的許可證分配給私營企業的做法也引起了類似的關注，這是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優先進行的，而不是通過競爭性招標程序進行的。
“封閉交易”的存在並不僅僅局限於自然資源部門，在電信等基礎設施領域也很明顯。後者在1993—2002年間取得驚人的增長，這是由迅速擴張的中產階層對手機的高需求推動的。2008年，電信部（DoT）決定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向移動電話運營商分配第二代（2G）頻譜許可證。主計長兼審計長隨後的調查發現，有明顯證據表明，有關先到先得的方式具體發布時間的內部信息，被透露給了選定的私營公司，並且只給極短的時間來提交申請（Guha Thakurta and Kaushal， 2010）。主計長兼審計長（CAG， 2011）還發現，電信部對於印度電信監管局（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India）的政策規定進行選擇性的解釋，導致其沒有對授予2G許可證進行競爭性招標。主計長兼審計長估計，由於2G牌照定價過低，印度財政損失超過260億美元。
相比較於前兩個增長階段的开放交易環境，2002年後的經濟增長階段的封閉式交易環境的出現有兩個經濟因素。首先，隨着中國對礦產需求的增加，21世紀頭10年初至中期，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因此，因爲邦有權將生產許可證分配給私營企業，自然資源部門的租金可能會上漲。相比之下，在1991年的經濟改革之後，在制造業或信息和通信技術等服務業部門开展業務不再需要許可證。因此，對於政治精英來說，有明顯的激勵機制使他們以不透明或以經濟上並非最具競爭性的條款，優先將這些執照分配給選定的經濟精英，以換取法外的金錢獎勵。其次，由於前一增長階段中的快速經濟增長刺激了對電信等基礎設施部門服務的需求增加（這些部門自然而然是寡頭壟斷的，租金也很高），政治精英與獲得在這些部門經營合同的商業集團達成了租金分享安排。強勁的私營部門增長推動了商業房地產需求的類似激增，政治精英和房地產开發商之間在商業房地產用地分配方面“封閉交易”也越來越多（Nagaraj， 2013）。
從圖9.13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封閉交易的證據，與2002年“魔法師”部門（制造業、信息通信技術）相比，印度億萬富翁中來自食利者和權力經紀人部門（主要是房地產、建築、採礦和基礎設施）的財富比例明顯增加。
9.4結論
在經歷了數十年的緩慢增長之後，印度在1993年實現了第一次增長加速，分析師稱之爲“大象經濟”。當時的想法是，印度經濟和大象一樣，已經慢悠悠地走了一段時間，但當它選擇加快步伐時，其他國家不得不坐起來關注。把我們在這一章中描述的三個增長階段想象成大象的漫步、小跑和最後的衝刺應該是有啓發意義的。
把最後階段描述爲“衝刺”也有另一個原因，即它描述的是全速跑，但只是短距離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正是第三階段發生的事情，它一度導致了非常高的增長率，但到2010年，增長率开始放緩。與這一時期相對應的增長數據部分來源於對GDP的舊定義，部分來源於對GDP的新定義。根據截至2014—2015年的舊定義，2010—2011年後經濟增長出現了顯著放緩，GDP增長率從當年的近9%，降至2013—2014年的5%以下的低點。基於新定義的數據從2012—2013年开始提供，這些似乎表明從2014—2015年已經部分復蘇。無論選擇何種定義，2010—2011年後的增長率明顯放緩。
對這種增長放緩的分析表明，作爲增長過程一部分而產生的“反饋效應”，如何導致交易環境的變化，而這反過來又會影響增長過程本身。我們在第9.3.4節中描述了外源性增長刺激的性質和第二階段增長的影響如何導致第三階段交易空間的“封閉”。這導致“裙帶資本主義”的結果，以及在這一事件中涉及政治和商業精英的腐敗案例。
這對交易領域的負面政治反饋是立竿見影的。隨着媒體對腐敗現象的報道越來越廣泛，民衆對這些交易中政治和經濟精英之間分享的過高租金越來越不滿，邦一級的合法性，在2002—2010年增長期結束時逐漸受到侵蝕。民衆也在社會和政治上進行了強有力的動員，反對奧迪薩和西孟加拉等邦的政治精英企圖通過非法的、往往是強制性的手段獲取土地，進行採礦或向大型商業集團提供土地以建立制造廠。此外，問責機構也進行了有力回擊，例如，印度最高法院禁止鐵礦石出口，以及印度主計長兼審計長在分配2G和煤炭區塊許可證方面的腐敗調查等。所有這些發展使得“封閉交易”的環境在21世紀頭10年後期無法持續。此外，隨着交易性質的不確定性不斷增加，以及中央執政黨在面對大衆和法律挑战時缺乏可置信的權力來承諾新交易，交易也變得越來越混亂。所有這些的結果就是投資和增長率的放緩。[印度經濟增長放緩的同時，全球經濟活動整體放緩。
然而，盡管全球經濟放緩和由此產生的衰退預期是2010年以來印度經濟增長放緩背後的重要因素，但IMF（2014）發現，印度經濟放緩的三分之二是由於內部問題，而不是外部環境惡化。正如Kar和Sen（2016）所說，印度經濟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是從有序交易向無序交易的轉變，以及由此導致的私人投資減少和投資者的不確定性增加，因爲面對大衆和法律挑战，印度政府缺乏對新交易作出可信承諾的權力。——原注]聯合進步聯盟（由國大黨領導）的信譽逐漸喪失，體制安排癱瘓，經濟增長放緩，這些都爲2014年的歷史性選舉做好了准備。經過激烈的選舉鬥爭，印度選民給予全國民主聯盟（由印度人民黨領導）領導下的新政府決定性的委托授權。
有了這個新的开始，相關的問題是經濟增長率是否會在中期內復蘇和持續。答案將在於未來政治解決方案和租金空間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對交易環境的影響。我們看到，隨着時間的推移，印度的政治解決方案越來越走向分裂和競爭性庇護主義。正如我們在印度發現的那樣，這通常會與一個崛起且佔主導地位的權力經紀人部門相互作用，從而形成封閉且“裙帶資本主義”的交易空間。這可能會導致短期內的增長加速，但從長期來看，這將是不可持續的。在這方面的積極進展是，在上次選舉中，議會中出現了一個擁有多數席位的單一政黨，這意味着分裂和競爭性庇護主義的削弱。這有可能與印度正在崛起的“魔法師”部門互動，從而形成一個“开放和有序”的交易空間，從而帶來可持續的增長加速。如果真的發生了這種情況，大象就會再次小跑。
在第1章所述的總體框架下，可以從印度經濟增長的經驗中得出三點啓示。第一，精英階層觀念和信念的轉變，在解釋印度爲何在1992年之前陷入低增長陷阱，隨後又出現了快速增長加速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因果作用。盡管在第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裏都有一個主導的政治解決方案，根據我們的框架，這應該有利於通過爲政治精英提供足夠長的時間視域來實現增長，但政治精英幹預主義的意識形態和他們對私營部門的不信任是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另一方面，向兩個主要政黨（印度國大黨和印度人民黨）共同的親商業意識形態的轉變，是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10年有序交易的關鍵，激發了這20年的高速增長。第二，正如第1章的框架所示，政治解決方案與租金空間的互動，可以解釋從一個事件到另一個事件的運動。
雖然政治解決方案在20世紀90年代已變得極具競爭性，但第二個增長階段（开放有序）和第三個增長階段（封閉無序）的交易環境的不同之處在於，第三個增長階段中，食利者部門和權力經紀人部門的增長導致經濟中產生了高租金。因此，在第三次經濟增長中，高租金的創造和爲代價高昂的選舉籌集資金的政治衝動的雙重力量，在21世紀頭10年的印度經濟中，共同帶來了越來越多的裙帶資本主義傾向，而這在20世紀90年代還是不明顯的。印度經驗的最後啓示是，在印度這樣的民主國家，縱向權力高度分散，非精英人士政治動員強烈，從增長到制度的政治反饋循環可能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就變成負向，2010年以後就出現了這種情況。這會造成混亂無序的交易環境，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影響。印度的經驗表明，雖然封閉有序的交易環境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帶來快速增長，但在民間社會勢力強大、法治機構（如印度最高法院）強大的社會中，維持這樣的交易環境在政治上可能是困難的，並且容易逆轉。
注：本文轉載自《交易與發展：階段性增長的政治動力學》，[美]蘭特·普裏切特、[英]庫納爾·森、[加]埃裏克·韋爾克主編，王曉兵、夏章涵譯
標題：大象的漫步：印度的增長故事
鄭重聲明：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文章僅爲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有侵權行爲，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多謝。
[ad_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