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成功後，起義部隊進行了初步整編，仍繼續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下轄第九、十一、二十軍，共15個團。其中，賀龍任第二十軍軍長兼代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葉挺任第十一軍軍長兼代前敵總指揮，並兼任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劉伯承任參謀團參謀長；朱德任第九軍副軍長。
朱老總在南昌起義期間扮演了關鍵角色，儘管當時的他並非核心人物，但通過為起義部隊收集情報、牽制敵軍等，為起義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既然如此，在起義部隊整編時，朱老總為何只是第九軍的副軍長，而非軍長呢？
那麼，當時擔任軍長的是誰？建國後其又擔任何職呢？
擔任第九軍軍長的人名叫’韋杵’，貴州安龍縣人，光緒九年（1883年）出生，早年曾就讀於湖南師範學校，畢業後回鄉當了一名教師。
由於不滿當局腐敗無能，社會黑暗，在任職後不久，韋杵便毅然決定棄文從武。 1908年，25歲的韋杵趕赴昆明，投入雲南新軍。次年，韋杵又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特別班，與比他小3歲的朱德成了同班同學。
1911年10月，韋杵和朱德一同參加了響應武昌辛亥革命的“重九起義”。戰鬥僅持續了一夜，起義軍就佔領了全城，並活捉了李鴻章的侄子、時任雲貴總督的李經羲，徹底推翻了清王朝在雲南的統治，雲南宣布獨立。
之後，韋杵又相繼參加了護國戰爭、護法戰爭，期間屢立戰功，1920年升任由朱德任旅長的第三混成旅第六團團長。然而誰能想到，在此後短短2年的時間裡，兩人的命運卻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1921年春，朱德率部從四川返回昆明後，聯合滇軍內部的反對勢力成功將時任雲南都督唐繼堯趕出了雲南。此後，朱德歷任雲南陸軍憲兵司令官、雲南省警務處處長兼省會警察廳廳長。
唐繼堯被驅逐後，曾一度流亡香港，但次年又收買舊部，趁滇軍北伐之際打回了雲南，重掌雲南的軍政大權。隨後，唐繼堯對朱德等人發出了通緝令。眼見形勢不妙，朱德便和時任代理滇軍總司令金漢鼎一起逃離雲南。
儘管被迫離開了奮鬥13年的雲南，但朱老總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下，此時已明確了自己全新的人生方向。 1922年8月，為尋求革命真理，朱老總遠赴德國，後在周恩來、張申府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自此踏上全新的革命道路。
而他的老同学韦杵，在上司顾品珍被唐继尧杀害后，率部来到了广西柳州，并奉孙中山的命令与桂军的沈鸿英、刘震寰等部会盟，誓师东征陈炯明，而后因功升任第三混成旅旅长，驻军广东韶关。
1926年，韋杵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八師第三十二團團長，率部參加了北伐戰爭，直抵湖南醴陵。不久後，又率部東進參加南昌合圍作戰，經過一番艱苦卓絕的戰鬥，最終戰勝了孫傳芳部，佔領了南昌城。
當時，中共黨員朱克靖正在第三軍擔任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他的影響下，韋杵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深惡痛絕，對我黨領導的革命鬥爭則予以支持，而這也為後來的“八一”南昌起義奠定了基礎。
1927年4月，朱克靖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江西省政府秘書長，他利用這一身份積極開展組織上安排的各項工作，其中就包括將當時正在南昌創辦軍官教導團的朱德，推薦為南昌市公安局局長，這為後來發動南昌起義做好了鋪墊。
在南昌起義前，韋杵先後升任為第九師師長、第三十六軍副軍長，駐防在上饒玉山一帶。
韋杵和朱德是多年的同窗好友，交情甚篤，在贛期間，兩人來往密切。但可惜的是，在南昌起義前夕，韋杵卻突然病倒，故而未能參與起義。但即便如此，韋杵始終支持反蔣鬥爭，這一點從他後來參加福建的抗日反蔣起義就能看出來。
南昌起義時，中共前敵委員會任命韋杵為第九軍軍長，朱德任副軍長，但由於當時韋杵正在九江養病，所以未能到任。
南昌起義後，韋杵繼續率部駐紮在玉門。對蔣介石的命令，他就一個字——拖，拖不住了，就帶兵出去轉幾圈，和方志敏、邵式平領導的紅軍部隊作戰，但每次交手都以失敗而歸，而且每次還會“莫名其妙”的丟失大量的武器裝備，但人員卻鮮有傷亡。
1933年冬，韋杵率部進駐福建，隨後在福州參加了蔡廷鍇、李濟深等主持召開的“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大會。
不久後，在蔣介石的通緝下，參加“閩變”的一些將領先後倒戈，韋杵則堅定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並率部阻擋劉和鼎的第三十九軍的進攻長達半個月之久。所以，由此可見，韋杵將軍並非不懂作戰，而是看對手是誰。
最後，在蔣介石的鎮壓下，“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失敗，韋杵也率部撤退到福州。之後，在上司金漢鼎的幫助下，韋杵化名’趙善成’逃往上海，而後又輾轉回到了家鄉安龍。
韋杵回到安龍後，為家鄉人民做了很多好事。
期間，韋杵被推舉為’安龍治安委員會’主任，打擊土匪流氓、消滅犯罪。在他的積極治理下，安龍的社會秩序得到了巨大改善，甚至一度出現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太平景象。
此外，他還針對縣城內環境衛生臟、亂、差的現象，組織士兵、學生成立了“晨呼隊”，每天早晨沿街敲門叫居民起床，打掃室內室外的環境衛生。經過幾個月的不懈努力，安龍縣城的衛生面貌煥然一新。
韋杵將軍還非常關心孩子們的教育問題，他提出將當地公租、苗租的提成拿出來，一半用於提高教師的工資待遇，一半用於購置教學設備，此舉得到了安龍人民的讚同和支持。一時間，安龍的教育事業煥發出新的生機。
1936年，韋杵應云南省主席龍雲之邀趕赴昆明，歷任雲南“剿匪”軍第二路軍總指揮部軍訓處少將處長、滇黔綏靖公署幹部大隊少將大隊長。
抗戰爆發後，韋杵任第五十八軍新編十二師副師長兼旅長，率部參加了鄂南戰役。但不久後，他就從前線調回了昆明，繼續從事軍事訓練工作，培養軍事人才。
抗戰勝利後不久，韋杵便正式退出了軍界，開始從事教育事業。建國後，朱老總曾電邀他到北京任職，但韋杵以年近古稀、身體有恙為由，婉言拒絕了。朱老總沒有強求，之後便任命其為雲南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
1951年，韋杵將軍在昆明病逝，享年68歲。
韋杵將軍雖出身舊軍隊，但卻沒有一點舊軍隊的軍閥習氣，相反，他平易近人、勤勞樸素，在家鄉安龍閒居期間，他成天穿著一身布衣，在園子裡翻土種菜，以至於人們還將其稱為——布衣將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