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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78年，春天，阿富汗。
這是一個註定要被載入史冊的年份，而改變歷史的第一聲槍響，在4月的喀布爾打響了。
後世的歷史學家們，給這場槍林彈雨中的權力更迭，起了一個非常響亮的名字——“四月革命”。
“革命”這個詞，通常意味着人民的覺醒，意味着千百萬人的吶喊與抗爭。
但阿富汗的這場“革命”，和人民實在沒什麼關係。
它更像是一場精心策劃、冷酷無情的軍事冒險，或者說，一場押上了國運的政變。
動手的人，叫阿富汗人民民主黨。
這是一個成分極其複雜，信仰着蘇聯式社會主義的組織。
而在他們背後，站着一個沉默但強大的身影——蘇聯。
在蘇聯的默許，或者說間接鼓勵下，人民民主黨的軍隊向總統府發起了猛攻。
當時的阿富汗總統，名叫穆罕默德·達烏德汗，是個頗有手腕的政治強人。
可惜的是，在壓倒性的軍事突襲面前，任何政治手腕都顯得蒼白無力。
槍炮聲很快沉寂，達烏德總統和他的一家老小，被無情地處決。
喀布爾的廣播電台里，開始循環播放一個嶄新的國名：阿富汗民主共和國。
一個紅色的、親蘇的新政權，就這樣在興都庫什山脈的腹地誕生了。
遠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想必是長舒了一口氣。
南疆的這枚棋子，總算是穩住了。
然而，他們高興得太早了。
因為他們很快就會發現，這個他們親手扶持起來的新政權，從成立的第一秒鐘起，就是個擰巴的、撕裂的、甚至可以說是精神分裂的怪物。
問題就出在阿富汗人民民主黨自己身上。
這個黨，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
它的內部，有兩個從成立之初就互相瞧不上、斗得你死我活的派系。
用我們熟悉的話說，就是從建黨開始，他們就在孜孜不倦地互相“開除左籍”。
第一派，叫“人民派”（Khalq）。
這一派的領袖，名叫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
他是個作家，也是個理論家，名義上是黨的最高領袖。
但真正可怕的，是他那個精力無窮、野心勃勃的副手——哈菲佐拉·阿明。
“人民派”的構成很有意思，他們大多是來自農村和小城鎮的普什圖族教師。
這個出身，決定了他們的特點：思想激進，手段強硬，帶着一種鄉下知識分子特有的排外和自負。
他們堅信，只有用最猛烈的手段，才能把阿富汗這個落後的國家一步帶入“理想社會”。
第二派，叫“旗幟派”（Parcham）。
這一派的領袖，名叫巴布拉克·卡爾邁勒。
和“人民派”那幫“土包子”不同，“旗幟派”的成員，大多是喀布爾的城市精英、高級知識分子和軍官，很多人說達里語（波斯語的一種方言）。
他們相對世俗、溫和，也更懂政治上的迂迴。
最關鍵的是，他們和蘇聯的關係更親密，更懂得如何與莫斯科打交道，是蘇聯眼中真正可以信任和扶持的代理人。
所以你看，這已經不是簡單的路線之爭了，這是階層之爭、民族之爭、城市與鄉村之爭。
這兩派人，除了都想搞社會主義這一點相同外，剩下的幾乎全都是矛盾。
在“革命”之前，有蘇聯在中間捏合，大家還能勉強維持一個“同志”的表面關係。
可一旦“革命”成功，共同的敵人（達烏德）倒下了，那剩下的事情，自然就是分行李、搶地盤了。
內鬥，幾乎是在宣布新政權成立的同時，就立刻進入了白熱化。
而第一輪的勝利者，是“人民派”。
原因很簡單：他們手裡有槍。
更準確地說，是阿明，牢牢地控制着發動政變的核心軍事力量。
於是，一場殘酷的政治清洗，開始了。
塔拉基和阿明聯手，毫不留情地把屠刀揮向了昔日的“同志”。
“旗幟派”的領袖卡爾邁勒，以及他手下的那一票核心骨幹，統統被扣上了一頂無比熟悉的帽子——“反革命集團”。
按理說，對待“反革命”，那是要殺頭的。
但阿明和塔拉基還算給了蘇聯一點面子，他們給這群人安排了一個“好去處”——流放到國外當大使。
卡爾邁勒被送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其他人則被發配到了東歐各個國家。
名義上是光榮的駐外使節，實際上，就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放逐。
只要你敢回國，迎接你的就是監獄和絞刑架。
蘇聯對此當然很不滿，自己看好的人被一鍋端了，換誰誰都不高興。
但木已成舟，為了維持這個新生“紅色政權”的穩定，莫斯科也只能捏着鼻子，暫時默認了這個既成事實。
他們以為這只是暫時的，他們以為“人民派”掌權後會收斂一些。
但他們完全估錯了這群人的瘋狂，尤其是那個名叫阿明的男人。
在把“旗幟派”這群礙事的傢伙踢出局後，“人民派”終於可以放開手腳，在阿富汗這張白紙上，畫他們心中最美的圖畫了。
而這幅圖畫，是用血和火來描繪的。
如果你想用一句話來形容“人民派”在阿富汗的統治，那就是：開着推土機衝進瓷器店。
他們要把一個極端保守、極端貧窮、由部落和宗教維持了上千年的國家，在一天之內，改造成他們想要的“現代社會”。
這種雄心壯志，聽起來很宏偉。
但執行起來，就是一場徹頭徹-底的災難。
主導這場災難的，正是那個實際上的掌權者，哈菲佐拉·阿明。
他和他手下的那群激進分子，沖向了阿富汗廣袤的農村地區，開始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改革”。
第一刀，砍向土地。
他們要搞土地改革。
這本意是好的，均貧富嘛。
但他們的做法是，強行沒收土地。
不僅沒收了那些大地主的，連中農的土地也一併收了。
這一下，就把農村裡最廣大的群體，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
第二刀，砍向傳統。
他們推行激進的社會改革，比如，強制婦女摘下面紗，不準穿傳統的“布卡”長袍；強制推行世俗化的婚姻法，戀愛自由，結婚自主。
這些政策，如果放在今天的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再正常不過。
但在1978年的阿富汗，一個90%人口是文盲、社會權力完全掌握在部落長老和毛拉（宗教領袖）手中的地方，這就是在向整個社會宣戰。
對一個世代矇著面紗的婦女說，你明天必須露着臉出門，這不叫解放，這叫羞辱。
第三刀，也是最致命的一刀，砍向了宗教。
“人民派”認為宗教是落後的根源，是阻礙進步的絆腳石。
於是，他們開始大規模地鎮壓宗教界人士，逮捕、羞辱甚至處決那些德高望重的毛拉。
這下，徹底捅了馬蜂窩。
在阿富汗，宗教不是一種信仰，它就是生活本身，是社會秩序的根基。
向宗教開戰，就等於向阿富汗幾千年來的一切傳統、部落結構和宗族勢力，同時宣戰。
如果說這些激進政策是火藥，那麼點燃火藥的引信，就是阿明本人建立並掌控的高壓統治機器。
他在喀布爾，有一座臭名昭著的監獄，叫普爾查基監獄。
這座監獄，成了所有阿富汗人的噩夢。
阿明建立了一支龐大的秘密警察部隊，這支部隊只聽他一個人的命令。
他們日夜不停地抓人，任何被懷疑“思想反動”的人，任何對新政策有微詞的人，都會在深夜被帶走，然後人間蒸發。
在普爾查基監獄，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就有數以萬計的人，在未經任何審判的情況下，被秘密處決。
整個喀布爾，都籠罩在一片血腥的恐怖之中。
這一下，阿富汗全國都炸了。
從東部的普什圖山區，到北部的塔吉克河谷，再到中部的哈扎拉聚居地，各種各樣的武裝反抗，如同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聖戰者”（Mujahideen）。
他們為了真主，為了傳統，為了被殺害的親人，拿起了家裡生鏽的步槍，走上山頭，向喀布爾的“紅色政權”發起了進攻。
阿富汗，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滑向全面內戰的深淵。
遠在莫斯科的蘇聯人，這下徹底傻眼了。
他們原本的劇本不是這樣的。
他們只是想在南邊扶持一個聽話、穩定、親蘇的小兄弟，安安穩穩地當個戰略緩衝帶。
可現在呢？
他們真正信任和支持的“旗幟派”，被一腳踢到了國外。
而掌權的，是一群他們根本無法控制、也打心眼裡瞧不起的“激進屠夫”。
這群人，正在用最愚蠢、最殘暴的方式，把整個國家點燃，把蘇聯在阿富汗幾十年的經營和戰略利益，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
局勢，從一開始，就脫離了莫斯科的掌控。
與此同時，一個更危險的信號，也通過克格勃的秘密渠道，送到了克里姆林宮最高層的案頭。
克格勃駐喀布爾站的站長，向他的頂頭上司，也是令整個世界都感到敬畏的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羅波夫，發送了一份措辭嚴厲的密電。
電報里，他詳細描述了阿明的殘暴統治和日益膨脹的個人野心，認為此人正在把阿富汗帶向毀滅。
為了讓莫斯科的高官們有更直觀的感受，他還在電報里附上了一則當時在喀布爾精英圈子裡流傳的政治笑話：
“塔拉基同志是偉大的導師，那阿明同志是什麼？”
“他是偉大的實踐者——他把導師送進了墳墓。”
這則笑話背後的血腥氣，讓克里姆林宮的大佬們不寒而慄。
而在這份報告的結尾，克格勃站長用一個詞，給哈菲佐拉·阿明這個人下了最終的定義。
他在報告里寫道，懷疑此人“精神不正常”（mentally unstable）。
這份報告，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葛羅米柯等蘇聯最高決策者手中傳閱。
那個“精神不正常”的評價，像一枚釘子，深深地釘進了他們心裡。
從這一刻起，蘇聯高層對阿明的觀感，已經從“不信任”和“厭惡”，升級為了徹骨的“危險”和“恐懼”。
他們意識到，在“人民派”這個小團伙內部，權力也並非牢不可破。
名義上的領袖塔拉基，和那個實際上掌握着刀把子的阿明，也快要掰手腕了。
一個更危險的火藥桶，正在喀布爾的權力中心，滋滋作響，即將引爆。
2
時間進入1979年，阿富汗的局勢，已經爛成了一鍋粥。
而在這鍋粥的中心，兩個人正在進行着一場無聲的權力決鬥。
這兩個人，就是“人民派”的正副手——塔拉基和阿明。
按理說，塔拉基是黨的第一書記、革命委員會主席，是這個國家的最高領袖。
他應該大權在握，說一不二。
但現實情況是，他越來越像一個空架子，一個被供起來的牌位。
真正掌握實權的，是那個精力旺盛、眼神兇狠的二號人物，哈菲佐拉·阿明。
軍隊的關鍵將領，聽阿明的；讓人聞風喪膽的秘密警察，是阿明一手建立的；黨內大大小小的幹部任免，也要看阿明的臉色。
塔拉基這位“偉大導師”，發現自己快要指揮不動任何人了。
他能感覺的到，阿明那雙貪婪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自己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
再這麼下去，自己被“實踐”掉，恐怕也只是時間問題。
被逼到牆角的塔拉基，決定做最後一搏。
他能想到的唯一救星，只有一個——北方的“老大哥”，蘇聯。
1979年9月，機會來了。
塔拉基以阿富汗國家元首的身份，前往古巴哈瓦那，參加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
在返程途中，他的專機沒有直接飛回喀布る，而是拐了一個大彎，秘密降落在了莫斯科。
在克里姆林宮那間氣氛嚴肅的秘密會議室里，白髮蒼蒼的塔拉基，見到了蘇聯最高領導人，那個以濃密的眉毛和胸前掛滿勳章而著稱的男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這是一場載入史冊的會面。
塔拉基幾乎是聲淚俱下地向勃列日涅夫哭訴，控訴阿明的專權、殘暴和種種“不忠”行為。
他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忠於蘇聯、但被奸臣蒙蔽的可憐領袖。
他的核心訴求只有一個：請老大哥出手，幫我除掉阿明這個禍害！
勃列日涅夫和他身邊的安德羅波夫等人，靜靜地聽着。
其實，不用塔拉基說，他們對阿明的厭惡早已深入骨髓。
克格勃的報告雪片般飛來，每一份都在證明，阿明是個不可控的瘋子，是個潛在的叛徒。
現在，塔拉基這個名義上的“合法領袖”主動找上門來求助，這正中莫斯科下懷。
雙方一拍即合。
勃列日涅夫當場拍板，給塔拉基吃了一顆定心丸：我們支持你。
回去之後，找個機會，把阿明幹掉。
蘇聯會為你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這個承諾，後來被稱為“保塔殺阿”的密令。
得到了蘇聯最高領袖的親口保證，塔拉基感覺自己瞬間“優勢在我”。
他彷彿已經看到阿明倒在血泊中的樣子，信心滿滿地登上了返回喀布爾的飛機。
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頭何等兇殘狡猾的政治野獸。
他更不知道，他前腳剛離開克里姆林宮，後腳克格勃駐喀布爾站就收到了來自莫斯科的絕密電報，要求他們協助塔拉基“解決”阿明。
而這份電報，不知怎麼就泄露了出去，或者說，被阿明安插在克格勃內部的眼線給截獲了。
所以，當塔拉基還在萬米高空上做着黃粱美夢時，阿明已經知道了莫斯科和他的“好上級”為他準備好的一切。
一場精心策劃的“鴻門宴”，即將上演。
9月14日，塔拉基返回喀布爾的第二天。
他向阿明發出了邀請，請他到總統府（又稱“人民宮”）來議事。
理由冠冕堂皇：傳達與蘇聯領導人會晤的重要精神。
這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陷阱。
阿明當然知道這是陷阱。
就在他準備動身前，他的親信，也是當時喀布爾的警察頭子，給他打來了一個緊急電話，用顫抖的聲音告訴他：“別去！那裡埋伏了殺手！”
換做一般人，可能就稱病不去了。
但阿明不是一般人。
他知道，如果他公然抗命不去，就等於和塔拉基徹底撕破了臉，也等於公然違抗了蘇聯的意志。
他決定，將計就計，險中求勝。
他一方面，給忠於自己的精銳部隊下達密令，讓他們悄悄地從外圍包圍總統府，一旦有變，立刻攻入。
另一方面，他自己則只帶了8名最精銳的貼身衛士，乘坐一輛防彈轎車，大搖大擺地去赴這趟死亡之宴。
當阿明的車隊緩緩駛入總統府時，空氣彷彿都凝固了。
塔拉基的衛兵，早已埋伏在各個角落，黑洞洞的槍口，正對着那輛越來越近的轎車。
就在阿明走下汽車，踏上台階的那一瞬間，槍聲毫無徵兆地響了！
一場激烈的槍戰，在總統府的核心地帶瞬間爆發。
塔拉基的衛兵們顯然是訓練有素的殺手，子彈像雨點一樣潑向阿明。
然而，他們低估了阿明衛隊的戰鬥力。
這些百里挑一的彪形大漢，在槍響的第一時間，就用自己的身體組成了一道人肉盾牌，死死地護住了阿明。
阿明的衛隊長，一個名叫塔龍的忠誠衛士，當場身中數彈，倒在了血泊之中。
但在他和同伴們的拚死掩護下，阿明本人，竟然毫髮無傷！
在槍林彈雨的掩護下，阿明連滾帶爬地退回到了自己的防彈車裡，在一陣急促的輪胎摩擦聲中，成功逃離了刺殺現場。
逃出生天的阿明，沒有片刻遲疑。
他立刻趕到了國防部，那裡是他的權力中樞。
他坐鎮指揮，調動早已部署在總統府外圍的坦克部隊，發起了反攻。
這一次，輪到塔拉基自己，成了瓮中之鱉。
幾個小時前，這裡還是他準備好的屠宰場；幾個小時後，這裡就變成了他的囚籠。
政治鬥爭的殘酷與戲劇性，在這一天，被展現得淋漓盡致。
這場愚蠢而又失敗的“鴻門宴”，徹底宣告了塔拉基政治生命的終結。
塔拉基被軟禁了起來。
阿明成了這個國家無可爭議的主宰。
但他並沒有立刻殺死塔拉基。
因為塔拉基的身上，還貼着一張“蘇聯代理人”的護身符。
莫斯科方面在得知刺殺失敗、塔拉基反被囚禁的消息後，勃然大怒，連續多次向阿明發出措辭嚴厲的警告，要求他必須保證塔拉基的人身安全。
蘇聯人認為，只要塔拉基還活着，他們就還有機會挽回局面。
但他們再一次，嚴重低估了阿明的膽量和瘋狂。
在阿明看來，塔拉基活着一天，就是對他權力的最大威脅。
至於蘇聯的警告？那是什麼東西？
幾天後，在一個深夜，阿明下達了最後的命令。
沒有審判，沒有絞刑，甚至沒有一顆子彈。
幾名效忠於阿明的衛兵，衝進了塔拉基的房間，用一個枕頭，活生生地悶死了這位“阿富汗革命的偉大導師”、“人民敬愛的領袖”。
這個行為，徹底引爆了莫斯科的怒火。
我們必須理解這個行為的性質。
這已經不僅僅是阿富汗的內部火併了。
這是在勃列日涅夫剛剛下達“保塔殺阿”的密令之後，阿明公然、並且用一種極具羞辱性的方式，反殺了蘇聯指定的代理人。
這在克里姆林宮看來，已經不是簡單的“不聽話”了，這是對勃列日涅夫本人、對蘇聯這個超級大國最高權威的直接打臉和公然背叛。
一個學生，居然敢掀老師的桌子，還把老師的臉按在地上摩擦。
從這一刻起，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等蘇聯領導人的眼裡，哈菲佐拉·阿明，已經是一個“死人”了。
而接下來阿明的所作所為，更是堅定了蘇聯人要除掉他的決心。
正式上台後，阿明不僅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
他一邊在國內繼續搞血腥高壓統治，導致全國的叛亂愈演愈烈；另一邊，他開始表現出一種危險的獨立傾向。
他開始在公開場合抱怨蘇聯的“干預過度”，試圖修復與巴基斯坦等伊斯蘭國家的關係，甚至，他還通過秘密渠道，向美國拋出了模糊不清的試探信號。
在冷戰的大背景下，這種動作，無異於政治自殺。
對於蘇聯來說，阿富汗不是一個普通的鄰國，它是蘇聯柔軟的南部腹地的緩衝帶，是“社會主義大家庭南大門”上的一把鎖。
而現在，這把鎖的鑰匙，握在了一個他們無法控制、隨時可能倒向西方的狂人手裡。
這觸及了蘇聯的最高紅線，一個後來被稱為“勃列日涅夫主義”的鐵律。
這個主義的核心思想就是：一旦一個國家成為了“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員，就絕不允許它再“退回”資本主義陣營。
誰敢這麼做，蘇聯的坦克就會教他做人。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前車之鑒。
克里姆林宮的大佬們恐懼的，已經不僅僅是地緣上的失利，更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背叛。
他們親手扶植起來的人，正在把阿富汗從“社會主義陣營”的懷抱里掙脫出去，甚至可能反手投入宿敵美國的懷裡。
這種羞辱和背叛，是勃列日涅夫那一代人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的。
最終，在1979年12月12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在一場絕密的政治局會議上，蘇聯做出了那個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世界歷史走向的決定：
出兵阿富汗。
他們的計劃，堪稱一場完美的外科手術。
行動代號：“風暴-333”。
目標有兩個：第一，從肉體上消滅“叛徒”阿明；第二，扶持那個早已準備好、正在蘇聯流亡的“旗幟派”領袖卡爾邁勒，上台執政。
1979年12月27日。
阿富汗，喀布爾，塔日別克宮。
這座位於市郊山頂上的宮殿，曾是阿富汗國王的行宮，如今是阿明的官邸。
今晚，這裡燈火輝煌，阿明正在舉辦一場盛大的宴會，慶祝自己大權在握。
他並不知道，一張由蘇聯最頂尖特種部隊編織的死亡之網，已經悄然張開。
行動的第一步，是暗殺。
就在當天早些時候，一名被克格勃重金收買的廚師，在給阿明準備的飲料里，悄悄放進了劇毒。
然而，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阿明在喝下飲料後，雖然上吐下瀉，痛苦不堪，但在蘇聯醫生的搶救下（是的，你沒看錯，當時負責他保健的是蘇聯醫生），他竟然奇蹟般地又挺了過來！
暗殺計劃，失敗了。
這已經不是克格勃第一次失手。
一周前，他們的一次投毒嘗試也以失敗告終。
阿明那蟑螂般的生命力，讓克格勃的暗殺小組陷入了恐慌。
他們向莫斯科發回了絕望的報告：“第二次投毒失敗。”
莫斯科的耐心，終於耗盡了。
B計劃，也是最後的計劃，立刻啟動。
當晚，夜幕降臨。
蘇聯克格勃最精銳的“阿爾法”和“澤尼特”特種部隊，乘坐着裝甲運兵車，像一把淬毒的匕首，悄無聲息地插向塔日別克宮。
為了迷惑守軍，他們全部換上了阿富汗政府軍的制服。
當第一聲槍響劃破喀布爾寧靜的夜空時，宮殿宴會廳里的阿明，一開始甚至沒有反應過來。
他完全沒有意識到攻擊來自蘇聯，他下意識地認為，這是阿富汗內部的又一次政變。
他衝著自己的副官，發出了他人生中最後一道，也是最諷刺的一道命令：
“快！快給蘇聯大使館打電話！告訴他們我們被攻擊了！請求蘇聯同志的援助！”
他至死都還指望着他的“蘇聯老大哥”來救他。
然而，回應他的，是越來越密集的槍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
阿明的1700多名衛隊進行了拚死的抵抗，但在蘇聯最頂尖的特種部隊面前，這種抵抗顯得蒼白無力。
這些衛兵可能到死都不知道，向他們射擊的，到底是敵人，還是“盟友”。
激戰僅僅持續了40多分鐘。
阿明本人，在混亂中被一枚手榴彈的彈片擊中，當場身亡。
就在塔日別克宮的槍聲還在進行的同時，一架蘇軍運輸機，已經載着巴布拉克·卡爾邁勒，盤旋在了喀布爾的上空。
宮殿的槍聲剛一停息，一個由克格勃技術專家在蘇聯境內塔什干設立的臨時廣播電台，便開始冒充“喀布爾廣播電台”，向全阿富汗播放卡爾邁勒提前錄製好的講話。
講話里，卡爾邁勒用激昂的聲音宣布：阿明的血腥暴政已被推翻，“革命的第二階段”開始了！
這個細節，將蘇聯此次行動的周密、冷酷，以及這場“政變”徹頭徹尾的外部操縱性質，暴露無遺。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將軍和政客們，終於鬆了一口氣。
在他們看來，自己通過一次精準、快速、高效的外科手術，清除掉了一個“叛徒”，扶持上了一個“忠誠的同志”，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阿富汗這個爛攤子。
他們為這次堪稱特種作戰教科書的“完美”行動而舉杯相慶。
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恰恰纔是問題本身。
他們不是在終結一場危機，而是在親手開啟一場長達十年、血流成河、最終將埋葬整個蘇維埃帝國的戰爭。
就在他們慶祝勝利的同一個夜晚，在地球的另一端，華盛頓。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那個以強硬反蘇著稱的波蘭裔戰略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正對着一份關於蘇軍動向的報告，露出了會心的微笑。
他對身邊的助手，說出了那句後來被載入史冊的話：
“我們現在終於有機會，給蘇聯人送去一場屬於他們的‘越南戰爭’了。”
帝國的墳場，大門緩緩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