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國家預算中應急資金被調撥到副總統辦公室，列為機密基金，總額為1.25億比索。賬面上顯示，這筆錢在11天之內就被用完了。今年6月，下院良好治理委員會發布了報告，建議對副總統提起刑事、民事及行政訴訟。調查範圍進一步擴大，在杜特爾特擔任副總統和教育部負責人時，涉密資金總額達到6.125億比索。監察專員赫蘇斯·克里斯平·“博英”·雷穆拉在10月時曾說過，眾議院報告可以作為考察機密資金問題的好嚮導。話不多，但是釋放出了一個很明顯的信號，程序要走，證據也要看。
這次訴狀不僅起訴副總統本人，也把副總統辦公室以及教育部的部分官員列為共同被告。指控邏輯：被控制的機密資金被不當使用。起訴書勾勒出掠奪罪的構成——非法所得是通過挪用、侵占、濫用、貪污等方式取得的，而且涉及到對政府資產的欺詐性處置。資金來源於公賬，如果最後變成個人私利，那就觸及了刑法紅線。
菲律賓的社會對於這條紅線並不陌生。在“豬肉桶弊案”當中，商人珍妮特·納波萊斯因被判掠奪罪而入獄，最有利的證據就是這個項目壓根不存在，五千萬比索進了個人賬戶。但是幾位“大魚”（現任參議員金戈伊·埃斯特拉達、前參議員邦·雷維拉、胡安·龐塞·恩里萊）沒有被坐實為掠奪罪，因為缺少掠奪罪的核心要件。埃斯特拉達僅僅是因為受賄才被判刑。該判例提示我們，掠奪罪不看情緒、數字大小，重要的是能否用完整的證據鏈固定住“非法所得”，並證明主謀的責任。
此次起訴顯然吸取了判例要點。如果檢方想要獲得掠奪罪名的話，那麼就必須要證明有主犯的策動、組織。起訴書直接把副總統當作主犯，認為副總統辦公室和教育部的機密資金被侵吞。這既是姿態也是策略，用“主謀”框架搭建證據鏈、重塑資金流與決策痕跡。但是這條路並不好走——掠奪案的舉證標準高，證明難度大，每一項都得經得起交叉詢問。除了要證明錢有問題之外，還要拿出過硬的證據，把“私利”擺在台上讓大家來檢驗。
關於投訴的內容，控方主要圍繞著機密資金的調撥、使用來展開。副總統兼教育部長時期，掌握兩條渠道的重要環節，投訴人據此認為有濫用職權的風險。 2500萬比索、11天，數字很短很扎眼。在權力與信任上，機密資金的初衷是為了應對特殊的情況，保護必要的行動不被暴露。制度設計需要有完善的監督機制以及嚴格的邊界：誰有權利提取、誰來核驗、用在什麼場景、保留什麼材料、什麼時候公開摘要報告。否則，“機密”就會變成遮羞布，遮得時間長了，公眾自然就會產生懷疑和憤怒。
眾議院曾經對副總統的機密資金使用進行過彈劾，但是最高法院裁定該條款無效，審判還未開始就結束了。程序性的問題蓋過實體的問題。從公眾的角度看，事情還沒有完全講清楚，所以被暫時擱置了。此次投訴又把爭議重新推到了司法審查的軌道上，入口雖然改變了，但是核心疑點並未改變，那筆錢是怎麼用的？又是給了誰？
指控並不等於定罪，訴訟還在進行當中，各方都有發言權。副總統的法律地位沒有變化，程序怎麼走就怎麼走。社會需要真相，而不是由喊叫來決定的，而是由法庭給出的。監察專員來決定是否立案，是否把案件轉給反貪局；如果進入起訴階段，那麼法庭就會審理證據和程序；眾議院的報告是否能成為重要的材料；投訴人能否提供更加具體的資金流向；被控人能否給出完整的賬目說明。節點設置好了，事件才能繼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