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夜，寶塔山下的窯洞里，煤油燈閃爍。朱德握着搪瓷缸，輕聲同周恩來交換前線情報，外頭北風嗚咽。“老總，華北的雪深到膝蓋了。”周恩來把話說完，忽然打了個寒戰。朱德順手把自己那條舊毛毯披到周恩肩頭，“別凍着，前線還等你呢。”這一幕，後來成為周、朱友誼的註腳，也悄悄寫下兩位老人半生情誼的序章。
西安事變、抗戰相持、解放戰爭、建國典禮，二人一個在前線，握槍；一個在談判桌，縱橫。毛毯往返四次，針腳越來越密，線頭卻始終不曾鬆散。有人說，那毯子就是他們協同作戰的縮影——烽火歲月里互相取暖，也彼此堅定。
進入七十年代，這對老戰友都已滿頭華髮。1973年底的中央軍委會議前，毛澤東把朱德請到中南海，寒暄卻直指心底：“紅司令，你可好？沒有朱，哪有毛。”九十歲高齡的朱德笑着點頭，卻在心裡明白，戰友們正一一謝幕，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
1975年1月的北京，凜冽之風掠過人民大會堂。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拖着病體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四個現代化”，聲音沙啞卻擲地有聲。台下的朱德捧着文件，偶爾抬頭，目光掠過主席台，眉頭緊蹙又舒展開來——他看得出周恩來的疼痛，也知道這份堅持意味着什麼。
會後，周恩來幾乎把全部外事任務攬在身上；朱德則以新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身份，承擔禮賓和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接待。人們很少注意到，兩位老人是在彼此分擔：周總理替朱老總頂着紛繁的內政事務，朱老總替總理招呼絡繹不絕的外賓。那是一種無需多言的默契。
時間推到1975年7月11日。北戴河療養院已給朱德預留房間，可一通電話打亂了行程。周恩來忽然托衛士高振普捎話：請朱老總來醫院坐坐。顧不得收拾，朱德拄杖趕到東交民巷。病房門口，他止步片刻，再三叮囑隨員：“別跟進，讓我們單獨說。”門合上，外人只聽見兩位老人輕聲交談。臨別時，周恩來拍拍朱德手背：“以後多保重。”朱德點頭，眼神卻寫滿憂慮。誰也沒想到，這竟成永訣。
半年後——1976年1月8日，下午三點零一分，協和醫院心電圖歸於平直。周恩來與世長辭。組織考慮到朱德體弱，暫未告知噩耗。當晚八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報訃告，無線電波穿過夜色直擊懷仁堂書房。朱德凝神聆聽，雙肩猛地一顫，拐杖險些落地。“怎麼會呢？手術不是成功了嗎？”一句喃喃自語，隨後淚水潸然而下。
兩天後，周恩來告別儀式。有關方面勸他只出席一次，他執拗搖頭，堅持全程陪同。靈堂里，朱德的軍裝熨帖，左胸掛着勳章，右手舉到帽檐，一秒，兩秒，三秒……在眾人心中，這個軍禮比任何悼詞都厚重。那之後，他常獨坐窗前，低聲喚着“恩來”，茶盞涼了也未察覺。
周恩來走後，黨和國家的擔子驟然加重。毛澤東病勢也日益沉重，纖弱之音已難以長談。1976年2月，政治局例會上，九十歲的朱德緩緩站起，望向華國鋒和葉劍英，“主席勞累多年，我年事雖高，還能多做一點。”這句話，為他此後數月高負荷的露面埋下伏筆。
接下來的春季，北京的迎春花剛開，朱德已先後三次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馬里、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元首。攝像機記錄下他步履緩慢卻穩健的身影，外賓握手時總會低聲感慨：“您是中國革命的活傳奇。”老人只是擺手：“只是盡分內事。”
有意思的是，3月一次內閣討論科學規劃時，他還批註：“實事求是四字不可丟，別走馬觀花。”字體有些抖，卻不失鋒芒。秘書回憶，朱德每天還是五點起，翻文件、批呈件，順手寫下幾句毛筆批語，再慢慢挪到會場。
轉折發生在6月21日。當天下午，他提前抵達人民大會堂東門，準備會見首次訪華的澳大利亞總理弗雷澤。中央空調的冷風直灌，外賓因行程延誤遲遲不到，老帥卻執意不肯離開，以防“人家看不見主陪”。整整一小時，他坐在高背椅上未動分毫。警衛員說：“首長，外面改時間了。”朱德只擺擺手，輕聲：“等會就來。”
回到住宅已經夜裡，喉嚨沙啞，額頭微熱。開始誰都以為是小感冒，打針吃藥便好。遺憾的是，高燒迅速帶來肺部感染，繼而心衰、腎衰並發。7月6日下午三時十分，監護儀變成一條直線。消息被緊急送往中南海。
毛澤東靠在枕頭上，聽完彙報，許久未語。“朱老總得的什麼病？怎麼這麼快？”聲音低到幾乎聽不見，“’朱毛’不能分離……”夜色中，馬燈光搖，老人沉沉合上眼，卻未再開口。
整理遺物時，康克清只找到兩隻皮箱：一箱舊軍裝背心，一箱已經打了補丁的線毯。存摺上20306.16元，按朱德生前囑託，全部作為黨費上交。朱敏在給組織的回信中寫道：“父親說過，他屬於黨；日記、馬列原著可以留給我們，其餘皆歸國家。”
試想一下，一個九旬老人，本可安度暮年，卻在最混沌的節點選擇再次挺身，這是怎樣的意志？毛毯的溫度、軍禮的高度、空調冷風下的一小時，串起了“朱毛”故事的尾聲。歷史將那條補丁毯留在了博物館，朱德的決定則留在了1976年春天的北京空氣里，沉甸甸，熱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