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我父親在1994年用九座破院子，親手埋葬了我們全家。
那之後，我媽的哭聲，成了那座老宅唯一的背景聲。我曾像瘋了一樣沖他嘶吼：“它們就是一堆磚頭和爛木頭！你到底在裡面看到了什麼？”
他正用一塊破布擦拭著一根佈滿灰塵的房梁，聞言，他緩緩轉過頭，眼神像看一個陌生人。
“我看到了根。”他平靜地說，“一種你沒有的東西。”
這句話，像一根刺，在我心里扎了二十五年。我拼了命地往上爬，就是為了向他證明，沒有他那所謂的“根”，我能活得更好。
直到那天，一群不速之客開著鋥亮的車，停在了胡同口。他們的西裝像鎧甲，皮鞋亮得能照出人影。為首的年輕人走到我父親面前，他環顧著院子，臉上帶著一種貓捉老鼠般的微笑。
“老爺子，”他開口了，聲音客氣得讓人發冷，“守著這些回憶過日子，一定很辛苦吧？”
他沒等我父親回答，便拍了拍手，語氣輕快地宣布：
“放心，我們是來幫您解脫的。”
01
1994年的夏天，北京像一口燒開了的鍋，熱氣從柏油馬路上蒸起來，把人的影子都燙得有點捲邊。滿大街都是“鐺鐺”的自行車鈴聲，還有推土機轟隆隆的怪叫。
那時候，我覺得全世界都在往前跑，只有我們家在往後退。
我父親趙向東，一個中學歷史老師，就是那個拽著我們家拼命往後退的人。
他那時候四十出頭，人很瘦，背有點駝，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看人的時候眼神總像是透過你在看別的東西。
他嘴裡老念叨著什麼“根”，什麼“魂”，我聽不懂，只覺得煩。
那天，他從外面回來，滿頭的汗，兩眼卻在放光。
那種光，我後來見過，是賭徒在押上全部身家時才有的光。
他沒跟我媽劉桂蘭說話，也沒看我一眼，把自己關在小屋裡，能聽見算盤珠子“嘩啦嘩啦”地響，像在盤算一場要命的戰爭。
過了三天，我媽才從鄰居嘴裡知道，趙向東乾了一件天塌下來的事。
他把我們家所有的積蓄都拿了出來，又去銀行貸了一筆想都不敢想的款，還在外面借了一圈高利貸，買下了鼓樓邊上挨在一起的九座小四合院。
消息像一顆炸雷在我們家那間小平房裡炸開。
我媽劉桂蘭當場就癱坐在了地上，她沒哭，也沒喊，就是臉白得像牆皮。
她看著趙向東，嘴唇哆嗦著，半天才擠出一句話：
“趙向東，你把我們娘倆給活埋了。”
我爸沒看她，他低著頭，擦著他那副永遠也擦不干淨的眼鏡，聲音很低，但很硬，像石頭縫裡擠出來的一樣。
“桂蘭，以後你就知道了。”他說，“這些院子，是老北京的命脈。留住它們，就是留住了根。”
“我不要什麼狗屁的根！我要吃飯！我要你兒子趙平能抬起頭做人！”
我媽終於哭喊了出來，聲音尖利得像刀子。
她撲上去捶打我爸的後背，那聲音“砰砰”的，像在捶一面潮濕的土牆，沉悶，沒有迴響。
我爸就那麼站著，一動不動，任她捶打。
我躲在門簾後面，嚇得渾身發抖。
看著我爸的背影，那個瘦削的、固執的背影，我第一次覺得他不是我父親，而是一個我不認識的，可怕的瘋子。
那九座院子，在1994年的時候，就是九堆沒人要的破爛。
牆是歪的，瓦是碎的，院子里長滿了半人高的野草。
原來的住戶都盼著分樓房，像是逃離瘟疫一樣離開了那裡。
只有我爸，像個撿破爛的，把它們當成了寶貝。
他簽合同那天，對方是個腦滿腸肥的傢伙，用看傻子的眼神看著我爸。
他把那串沉甸甸的鑰匙扔在桌上時，發出的“哐當”聲，成了我們家未來二十五年所有噩夢的開始。
我爸拿起那串鑰匙，手都在抖，他臉上的表情，混雜著狂喜和恐懼，像一個剛剛偷到了聖物的竊賊。
他不知道，他偷來的不是聖物，而是一副沉重到可以壓垮他人生的枷索。
02
自從買了那九座院子，我們家就再也沒有過一天安生日子。
錢，成了懸在我們頭頂的一把刀。
銀行的貸款，外面欠的債，像兩條惡狗，追著我爸的腳後跟咬。
他一個中學老師那點死工資，填進去連個響聲都聽不見。
為了還錢，他開始不要命地折騰自己。
白天上完課，晚上就去給一個老教授抄書稿，一抄就是半宿。
週末，他又去找些體力活干，去建築隊扛水泥，或者去給人通下水道。
一個戴眼鏡的教書先生，混在一群光膀子的民工裡，汗水把他的白襯衫浸成了黃褐色，看著既可笑又可悲。
我媽劉桂蘭像是瞬間老了十歲。
她不再哭喊，也不再捶打我爸，她只是沉默。那種沉默比任何爭吵都更讓人窒息。
她開始瘋狂地省錢，家裡的飯桌上常年只有白菜豆腐，我一年到頭也穿不上一件新衣服。
她會把一分錢掰成兩半花，買菜的時候為了幾毛錢能跟小販磨上一個小時。
她的手指因為長時間泡在冷水里洗洗涮涮，關節都變得粗大。
我們家那間小平房裡，從此再也沒有了笑聲，空氣里永遠瀰漫著一股子債務和憂愁混合在一起的霉味。
父子之間的牆，也是從那時候砌起來的。
我上了中學，正是男孩子最要面子的年紀。
我的同學們穿著時髦的運動鞋，討論著新出的遊戲機，而我穿著我媽用舊佈做的鞋，口袋裡連買一根冰棍的錢都沒有。
他們有時候會談論誰家又搬了新樓房，誰家買了彩電。
每到這時候，我就感覺臉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
有一次，一個同學問我：
“趙平，聽說你爸買了好幾套四合院？那你家是大富翁啊！”
旁邊的人都哄笑起來。另一個同學撇著嘴說：
“什麼四合院，就是一堆破平房，我姑家就在那片兒，耗子都比人多，聽說你爸是個傻子。”
我的臉瞬間漲成了豬肝色。那天放學，我沒直接回家，而是跑到了那片破院子。
我看到我爸正站在一個院子的房頂上，笨拙地用泥瓦修補著漏雨的屋頂。
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他看起來那麼渺小，那麼孤獨。
他看見了我，沖我笑了笑，露出一口被煙熏黃的牙，喊道：
“平平，來看爸的寶貝啊？”
我沒理他，扭頭就跑了。我一邊跑一邊哭，心裡那股火燒得更旺了。
寶貝？那不是寶貝，那是我們全家的恥辱，是我們痛苦的根源。
從那天起，我再也沒去過那九座院子。
我恨他，也恨他那些所謂的“寶貝”。
03
日子就像那院子裡的野草，割了一茬又長一茬，無窮無盡，沒什麼盼頭。
我爸的背更駝了，像一張拉滿的弓。他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耗在了那九個無底洞裡。
他自學了木工和瓦工，我們家那本就不多的書架上，歷史書漸漸被《房屋修繕指南》、《古代建築結構》之類的書給佔滿了。
他下班後不再抄書稿，而是直接騎著他那輛破二八自行車，一頭扎進胡同里。
他像個醫生一樣，給他的九個“病人”挨個診斷。
今天修這家的房梁，明天補那家的牆角。
他跟那些院子說話，撫摸著被蟲蛀空的柱子，就像在撫摸一個病人的身體。
我媽劉桂蘭的沉默越來越深。她的話越來越少，有時候一天也說不了三句。
她只是不停地干活，洗衣服，做飯，納鞋底，彷彿只有讓自己的身體忙碌起來，才能忘記心裡的痛苦。
我們家的飯桌上，氣氛總是很壓抑。
我爸偶爾會興奮地說起他又淘到了一塊完整的老磚，或者學會了怎麼給窗櫺雕花。
我和我媽都低著頭吃飯，沒人接他的話。
空氣裡只有我們咀嚼食物的聲音，和他一個人孤獨的聲音。慢慢地，他也不再說了。
有一次過年，親戚來家裡吃飯。舅舅看著我爸一身的土，嘆了口氣，說：
“向東啊，你這是何苦呢？那些破院子，趁著現在有人要，賣掉兩間，把債還了，剩下的錢讓桂蘭和平平也過點好日子。”
我爸放下酒杯，眼鏡片後面的眼睛看著舅舅，很認真地說：
“哥，那不是院子，那是活著的歷史。賣了，就沒了。”
舅舅搖了搖頭，沒再說話。一桌子人都不說話了。我媽默默地起身，走進了廚房。我聽見了她壓抑著的、細微的哭聲。
那一刻，我對趙向東的恨，達到了頂點。
我覺得他不是在守護什麼歷史，他是在用一個虛無縹緲的藉口，綁架我們全家，來滿足他自己那種可笑的、自私的癖好。
他愛的不是我們，他愛的是那一堆磚頭瓦塊。
我上高中的時候，學校組織春遊。我需要交二十塊錢的費用。
我跟我媽要，她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和抽屜，才湊了十幾塊皺巴巴的零錢。
她看著我，眼裡滿是愧疚，說：“平平，要不……別去了吧？”
我什麼也沒說，拿著那十幾塊錢摔門而出。
我沒去學校，而是第一次主動去找了我爸。他在一個院子里和泥，看見我，很驚訝。
我把錢扔在他腳下，沖他吼道：
“這就是你那些寶貝換來的！我恨你！”
他愣住了，手裡的泥刀掉在了地上。他看著我，嘴唇動了動，想說什麼，但什麼也沒說出來。
我看見他那雙因為長期幹粗活而滿是裂口的手，沾滿了泥漿，在微微發抖。
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來。他走進我的房間，把一個布包放在我床頭，然後就出去了。
我打開布包，裡面是五十塊錢，還有一股子濃濃的煙草和汗水的味道。
我握著那五十塊錢，一夜沒睡。
我不知道那筆錢是他又去扛了多少袋水泥換來的。我沒有感激，只覺得更加屈辱。
04
考上大學那年，我選了離北京最遠的一所學校。
拿到錄取通知書那天，我沒有一絲喜悅，只覺得像一隻終於掙脫了籠子的鳥。
我要逃離這個家，逃離趙向東，逃離他那九座壓得我喘不過氣的院子。
我爸那天顯得很高興，甚至有些激動。他笨拙地拍著我的肩膀，反复說：
“好，好，我兒子有出息了。”
我媽躲在廚房裡，給我收拾行李，我能聽見她斷斷續續的抽泣聲。
她捨不得我，但她也知道，離開，對我來說是唯一的解脫。
我走的那天，我爸堅持要送我到火車站。
他扛著我的行李，走在我前面，他那已經不再挺拔的背影，在擁擠的人潮裡顯得那麼單薄。
他給我買了一瓶汽水，笨手笨腳地擰開，遞給我。
在站台上，他從懷裡掏出一個信封，塞到我手裡。
“平平，在外面好好照顧自己。”他說，“別省著，錢不夠了就給爸打電話。”
我捏著那個厚厚的信封，沒看他，只是“嗯”了一聲。
火車開動的時候，我從車窗裡看到他站在原地，一直沖我揮手，直到他的身影變成一個小黑點。
那是二十年來，我第一次覺得，他的背影有些淒涼。
大學四年，我很少回家。我拼命地學習，拿獎學金，去做各種兼職。
我不想再花他一分錢。我學的金融，一個和歷史、和老房子八竿子打不著的專業。
我要賺錢，賺很多很多的錢，我要把我從小到大缺失的一切都彌補回來。
我和家裡的聯繫，只有偶爾的電話。
每次都是我媽接，問我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
她會把電話遞給我爸，我爸接過電話，我們倆總是沉默。
“餵？”他說。
“餵。”我說。
“……在那邊還習慣吧？”
“嗯。”
“……錢夠花嗎？”
“夠。”
然後就是更長久的沉默，直到他最後說一句“那你媽跟你說吧”，就把電話又給了我媽。
我們父子之間，好像除了錢，已經無話可說了。
後來，我從我媽的零星話語裡知道，胡同里的鄰居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院兒王”。
這個外號帶著七分嘲笑和三分敬佩。
他們嘲笑他是個守著破爛的傻子，又不得不佩服他那股子傻勁兒。
據說，他把那九個院子打理得井井有條。
每個院子的門牌號，他都用舊木頭重新雕刻了一遍。
院子裡的石榴樹、棗樹，都被他養得很好，每年都會結很多果子，他都分給剩下的老街坊。
他成了那片胡同里一個奇怪的符號。
一個活在過去的人，一個與周圍拔地而起的高樓格格不入的影子。
畢業後，我留在了南方的一座大城市，進了一家證券公司。
我像一頭髮了瘋的狼，撲進了資本市場。
我熬夜，加班，研究數據，幾年下來，我真的賺到了錢。
我買了車，買了房，穿著昂貴的西裝，出入高檔的寫字樓。
我以為，當我擁有了這一切，我就可以徹底擺脫過去的陰影。但沒有。
我時常會在午夜夢迴時，看到我爸站在屋頂上，夕陽把他孤獨的影子拉得很長。
我賺到的錢越多，心裡的那個洞就越大。
我開始明白，我想證明的，不是我比他強，而是想證明，他是錯的。
05
2019年，我三十六歲了。
這一年，我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我辭掉了南方的工作，回到了北京。
我媽在電話里高興得直掉眼淚，我爸還是一如既往地沉默，只說了一句：“回來就好。”
我開著我的寶馬車，回到了那條熟悉又陌生的胡同。
胡同口變得更窄了，兩邊停滿了各種汽車。推土機的轟鳴聲比二十五年前更響，更急。
我們家還是那間小平房，只是更破舊了。我媽的頭髮已經全白了，臉上的皺紋像刀刻的一樣。她看到我，看到我的車，激動得手都不知道往哪裡放。
我爸也老了。他的背幾乎彎成了九十度，臉上的皮膚像老樹皮一樣乾癟。
他看著我，眼神裡有一種我看不懂的複雜情緒，有欣慰，有陌生，還有一絲……失落。
那天晚上，我提議賣掉兩套院子。
“爸，現在這房價，跟二十五年前不一樣了。”我盡量讓自己的語氣聽起來很平靜，“隨便賣兩套，我們就能換個大房子，剩下的錢，夠你和我媽舒舒服服地養老了。你也不用再那麼辛苦了。”
我媽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她看著我爸，眼神裡充滿了期待。
這二十五年的苦日子，她受夠了。
我爸沉默了很久，他抽著煙，煙霧繚繞著他蒼老的臉。
“平平，你是不是也覺得，爸這輩子做錯了？”他突然問我。
我愣住了。我沒想到他會這麼問。
“我沒說你錯了。”我迴避著他的目光，“我只是覺得，沒必要再這麼苦下去了。你守了它們二十五年，夠了。”
“不夠。”他掐滅了煙頭，聲音不大，但異常堅定，“只要我還活著一天，我就得守著它們一天。”
我和他吵了起來。這是我長大後第一次和他吵架。
我把我這些年所有的怨恨、不解和委屈，都吼了出來。
“你守著它們有什麼用？能當飯吃嗎？你看看你，看看我媽，看看這個家！你為了這幾堆破爛，毀了我們一輩子！”
我爸沒有反駁，他只是看著我，眼神裡充滿了悲哀。
“你不懂。”他說，“你從來就沒想過去懂。”
那場爭吵不歡而散。我媽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淚。我覺得我爸簡直是不可理喻，他已經被他那些破院子給迷了心竅，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偏執狂。
我覺得他不是在守什麼根，他是在守著自己的一個執念，一個已經跟現實脫節的、可悲的執念。
我甚至怀疑，这二十五年的苦难，是不是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一旦剥离，他自己也会跟着散架。
06
我沒有放棄。我開始頻繁地回家，用我那套金融從業者的邏輯，給他分析利弊。
我做了詳細的PPT，用數據告訴他，如果二十五年前他把那筆錢投入股市或者別的領域，現在會是什麼樣的回報。
他每次都靜靜地聽著，不插話，也不反駁。
等我說完了，他就端起他的茶杯，喝一口茶，然後說：“說完了？說完了就吃飯吧。”
他就像一堵牆，油鹽不進。我的所有理論、所有數據，在他那簡單而固執的信念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
那段時間，胡同里開始變得不平靜。一些牆上被畫上了紅色的“拆”字，像一道道猙獰的傷口。開發商要對這片區域進行整體改造的消息，像風一樣傳遍了剩下的每家每戶。
老街坊們的心都活了。他們聚在一起，討論著補償款，憧憬著住進新樓房的生活。
整個胡同都籠罩在一種既興奮又焦慮的氣氛裡。只有我爸，像個局外人。
他照樣每天去他的院子裡轉悠，給花澆水，給魚餵食，修補著鬆動的磚瓦。彷彿外面世界的喧囂，都與他無關。
我更著急了。我知道，這是最後的機會。
如果這次抓不住，我們家可能就真的要抱著這九個院子，爛在這個時代裡了。
我甚至去找了高利贷的后人，他们早就成了正经商人，拿着当年的借条，表示只要赵向东肯卖房，他们愿意作为中间人帮忙联系最好的买家。
一切都像瘋了一樣，所有人都盯著這塊肥肉。
一天下午，我再次去找我爸。他正在一個院子裡，站在一個梯子上，認真地擦拭著一扇雕花的窗櫺。那窗櫺上的花紋很複雜，看得出他花了很多心思去修復。
陽光透過石榴樹的葉子，斑駁地灑在他身上。他的動作很慢，很仔細，像是在對待一件稀世珍寶。
那一刻，我心裡突然有了一種奇怪的感覺。我好像有點明白，為什麼他會說“你不懂”了。
就在這時，胡同口傳來一陣引擎的轟鳴聲。聲音由遠及近，最後停在了院子門口。
我回頭看去。幾輛黑色的、擦得鋥亮的奧迪車堵住了本就不寬的胡同。
車門打開，下來一群穿著黑色西裝的人。
為首的是一個年輕人，看起來比我大不了幾歲。
他穿著剪裁得體的名牌西裝，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臉上帶著一種職業化的、充滿自信的微笑。
他們徑直朝我們這個院子走來。
我爸也聽到了動靜，他從梯子上慢慢爬下來，疑惑地看著這群不速之客。
那個年輕人走到我爸面前，目光快速地掃視了一下這個雖然陳舊但乾淨整潔的院子。他的眼神裡帶著一絲掩飾不住的輕蔑，彷彿在看一件即將被處理掉的舊家具。
他沖我爸伸出手，但我爸沒有握。他只是把沾滿灰塵的手在圍裙上擦了擦。
年輕人也不尷尬，他自然地收回手，微笑著開口了，聲音很客氣，但語調裡有一種不容置疑的強勢。
“老爺子，辛苦您守了這麼多年。我們是未來城建的，負責這片區域的整體開發。”
他頓了頓，目光越過我爸，掃過那九座彼此相連的院門，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長的笑容。
“我們來談談拆遷補償。這麼說吧，老頭，這幾套房子的價值，你根本想像不到！”
07
那句話，像一塊石頭砸進死水里，炸起了滔天的水花。
我媽劉桂蘭正好從屋裡出來，聽見了這句，她整個人都僵住了。
“多……多少？”她顫抖著聲音問，臉上是一種混雜著恐懼和狂喜的表情。
那個姓高的年輕人笑了笑，他沒直接回答，而是從身後助理的手裡拿過一個文件夾。
他打開文件夾，抽出幾頁紙，遞給我。
“趙先生是吧？您是文化人，應該看得懂這個。”高總對我說。
我接過那幾頁紙，只看了一眼，我的手就開始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