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輛蒂芙尼藍的勞斯萊斯，撞碎的不只是奔馳司機的脊椎，還有普通人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後一絲信任。
悉尼Rose Bay那場凌晨車禍，本該是一起再清晰不過的刑事案件：23歲的楊蘭蘭酒測陽性、拒絕二次檢測、肇事後一度離開現場，導致52歲司機重傷癱瘓。證據確鑿，情節惡劣，按常理，早該進入量刑階段。
可四個月過去，四次庭審，被告一次都沒露面。
更離譜的是，法院居然批准她繼續缺席，把審判拖到2026年。這不是司法程序，這是特權階層的VIP通道。
普通人闖個紅燈，都要被罰分扣錢，酒駕更是重罪，輕則吊銷駕照，重則入獄。
可楊蘭蘭呢？豪車清空、公寓搬空、人影不見，卻還能在律師一句“公眾關注帶來壓力”後，堂而皇之地躲過出庭義務。法官點頭的那一刻，法律不再是天平，而成了可以打折的商品。
更諷刺的是，她的保釋條件裡明明寫著“每周向警方報到”，可沒人知道她到底在哪。
是回了老家？去了海外？還是躲在某個私人島嶼上曬太陽？沒人追問，也沒人問責。
而那位躺在病床上、可能終身無法行走的受害者，只能眼睜睜看著正義被無限延期。這哪是法治社會？分明是財富說了算的叢林規則。
有人辯解：澳大利亞司法獨立，程序複雜，拖延正常。
可問題是，程序正義不該成為拖延正義的遮羞布。當一個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卻因被告身份特殊而反复延期，這就不是程序問題，而是系統性偏袒。
近年來，澳大利亞經濟高度依賴資源出口，某些外國資本勢力早已深度嵌入政商網絡。工黨政府嘴上喊著“公平正義”，可一遇到涉及“重要關係”的案件，立馬沉默如石。他們不怕民眾憤怒，只怕得罪金主。
於是，普通人的傷痛成了可以忽略的“代價”，而權貴的便利，成了必須維護的“穩定”。
楊蘭蘭案，之所以引爆輿論，不是因為她是外國人，而是因為她的遭遇戳破了一個殘酷真相：在澳洲，你的錢包厚度，正在決定你面對法律時的姿態。
富人可以缺席庭審，窮人連保釋都難；富人能請頂級律師團隊周旋數年，窮人可能因請不起律師而認罪；富人的車禍叫“意外”，窮人的超速，就是“危險駕駛”。
這種雙標，正在毒化整個社會的信任根基。當年輕人看到：撞殘一個人，只要有錢有背景，就能逍遙法外，誰還會相信努力和守法的意義？
更可怕的是，這種縱容正在形成示範效應。今天是楊蘭蘭，明天會不會是另一個“某二代”？當司法失去威懾力，特權就會肆無忌憚。而最終買單的，永遠是那些默默交稅、守規矩、相信制度的普通人。
有人說，別上綱上線，案子還沒判。
可問題恰恰在於，為什麼一個本該快審快結的案件，會被拖成馬拉松？為什麼被告能屢次不出庭？為什麼法庭對她的“不便”如此體諒，卻對受害者的痛苦視若無睹？
法律的意義，不僅是懲罰犯罪，更是向社會傳遞一種信念：無論你是誰，做了錯事就要承擔責任。可如今，這份信念正在崩塌。
如果連澳大利亞這樣的老牌法治國家，都開始為權貴開後門，那這個世界的“公正”將越來越稀薄。
楊蘭蘭或許終將等到2026年的判決，但那位受害者等不起，公眾的信任也等不起。當法律不再一視同仁，再漂亮的民主口號，也不過是虛假的謊言。
